中國繪畫歷史: 商-西周-春秋繪畫

    中國商、西周、春秋時代的繪畫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繪畫應用的范圍主要是壁畫、章服以及青銅器、玉器、牙骨雕刻、漆木器等的紋飾。早期基本上是裝飾性圖案，到西周以后，開始有以表現人物活動為主的紀事性繪畫作品，其實物遺存，最早的見于春秋晚期的青銅器刻紋與鑲嵌圖像紋飾。繪畫的作者是百工。

    壁畫商代建筑中有壁畫。1975年在河南省安陽小屯村商代建筑物遺址內發現一塊壁畫殘片,長22厘米,寬13厘米，厚7厘米。為一塊涂有白灰面的墻皮,上面繪有對稱的朱色花紋，綴以黑色的圓點。線條寬粗，轉角圓鈍，推測為主體紋飾的輔助花紋。

    此外，在安陽大司空村的商墓墓道臺階上，也曾發現朱、黑色彩繪紋飾。

    據《孔子家語》等文獻記載，西周初，在明堂的墻壁上,繪出堯、舜和桀、紂兩類不同的古代帝王,使后世統治者從他們的成敗中汲取教訓，明辨是非。直至春秋末期，孔子觀明堂時，還曾見到四門墉上繪制的堯、舜、桀、紂和周公相成王，以朝諸侯的畫面。此外，在周王處理政事的宮室路寢外面的門上畫有虎的形象，以明勇猛守衛之意，因之路寢的門也稱做虎門。西周時期的壁畫殘跡，發現于陜西省扶風縣楊家堡西周墓中，墓穴四壁有以白色繪出的菱形二方連續帶狀圖案，是一種比較粗簡的壁面裝飾。

    車服旗章商周時期在統治階級服裝和旌旗、器物上分別繪有各種圖像，以標示等級身份的差別。這種以不同的圖像標志君臣等級區別的章服制度，則在后世一直沿襲下來。此外，統治階級使用的車器、兵器、贈物的覆布上，貴族也都繪以云氣等紋飾。這些是當時繪畫應用的主要方面。

    商、西周、春秋時代繪畫的實物遺存，在商代墓葬中曾發現畫幔。如河南洛陽擺駕路口的第2號商墓二層臺四角發現有布質畫幔痕跡,畫有黑、白、紅、黃4色幾何紋圖案，線條樸拙。同地下瑤村第159號商墓北壁,發現垂掛的絲織帳幔殘跡，為紅色條紋地，飾有黑色線條。在山西靈石旌介村的兩座商墓中也發現有畫幔痕跡，其上繪有紅、黃、黑色以弧線和圓點組成的彩色圖案。

    在陜西寶雞市茹家莊西周□伯和井姬墓發現有彩繪的絲織物與刺繡的印痕。刺繡的殘痕上附著紅、黃、褐、棕4種顏色,其中紅、黃二色為朱砂、石黃繪制，顏色非常鮮艷。

    據《考工記》,設色之工有畫、繢、鐘、筐、□5種。畫、繢主要指章服的畫和繡。《考工記》總結了古代對色彩規律的認識和運用經驗。同時也反映了東周時期五行學說的盛行對色彩觀念的影響。赤、青、黃三原色和黑、白兩個無彩色被視為正色，五彩齊備謂之“繡”，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青、赤、白、黑、玄（深黑）、黃，象征東、南、西、北、天、地。繪畫布彩的次第為：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在東周的彩繪漆器與絲織品上，可以見到豐富的間色與復色。這些豐富的色彩常以黑、白或金、銀色為主調，求得色彩總體效果的統一，這一點在理論上的體現即是《考工記》中所提出的“凡畫繪之事后素功”，在《論語?八佾》中，則稱“繪事后素”。其具體涵義，據鄭玄的解釋，是指在繪畫時，先布眾色，然后以白或另一種顏色分布其間，以形成統一的色彩效果。而據朱熹的解釋，“后素，后于素也”，即是說先以素為質地，然后施以五彩。

    裝飾紋樣在青銅器、玉石雕刻和彩繪雕花木器上裝飾紋樣，須事先設計出底樣，然后雕刻，從中也可看出這一時期繪畫的部分面貌。在湖北省盤龍城、河北省藁城、河南省安陽殷墟等地的商代墓葬中，都曾發現大型的彩繪雕花木槨板等器物灰痕,有的長達2米。在木槨板的正面陰刻雙勾饕餮紋、夔龍紋、蛇紋、虎紋和蕉葉紋、云雷紋等輔助紋飾。圖案的陰線部分涂朱色，陽面部分涂黑色，背面一般涂朱。有些還在線刻的圖案中間嵌以綠松石、豬牙、蚌片、黃金葉等，以增強其裝飾效果。安陽武官村大墓出土的石磬上的陰線雙勾虎紋，在表現手法上與木雕槨板上的紋飾一致。其共同特點是形象夸張，富于裝飾性；構圖飽滿，疏密有致；線條勁健，圓中寓方，富于韌性，為傳統繪畫以線造型的濫觴。商、西周青銅器紋樣

    在青銅器的紋飾中也有一些寫實的形象。如山西靈石旌介村1號商墓所出的□簋,圈足底部以陽線鑄出的騾子形象,俯首、長臚,突出地表現出騾子的形體特征。流入美國的一件商代鳥獸紋四足觥蓋部浮雕有虎與象、鳥追逐嬉戲的形象，反映出力求進一步表現物象之間群體活動的創作意圖。春秋晚期開始出現了表現人物活動的繪畫性紋飾。江蘇省六合程橋東周墓出土的刻紋畫像銅器殘片，為此類紋飾已知的最早實例。銅片上有以利器刻畫出的貴族宴飲、狩獵的圖像，線條由斷續的短點聯成，細密稠疊，較之戰國以后的銅器刻紋更顯得簡樸古拙，畫面情節也較簡單。

    圖畫文字商、西周、春秋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中有一部分圖畫文字，其中有一些是單體的人或動物形象，有的頗為逼真，如虎、牛、鳥、馬、象、龜、魚等。這些圖形多是選擇了人或動物形象特征最為鮮明的正面或側面形象，加以夸張表現，使之具有為人易于識別的符號性質，它反映出當時的人們在捕捉對象形體特征方面已具有較強的概括力和創造性。另外，有些形象是以會意的方式表現成組的人物活動或人與獸、人與環境的關系,其涉及的方面很寬,包括了貴族的宴飲、狩獵、戰爭、刑戮等各種活動。它反映了繪畫意識的發展，雖形象簡單，但也有一定的感情因素的表現。例如以跪坐的女子抱子組合成的“好”字，能使人感受到有一種母子間的親昵之情。還有一些字體以抽象、象征、寓意的手法表現更為復雜的人物活動與人際關系。例如人的手、足、眼睛等器官就常被用作人的代表符號，用以表現比較復雜的生活內容。還有的字包含著物象的透視關系，例如“□”字是俯視的單轅雙輪車的形象。雖是為了便于辨識，但也反映了繪畫發展尚不成熟時期的特點。在一組圖像中同時出現幾種不同透視的情況，直到戰國時期的青銅器鑲嵌圖像中仍時常出現，例如表現四馬系駕的圖像，將車子畫作正側面，而兩服兩驂則被畫成向兩邊翻倒，以表示空間透視關系。這些繪畫上復雜透視關系的難題直到漢代繪畫中才得到較好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