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書法作品

作者:佚名 來源:設計之家收藏 時間:2006-11-19 標簽: 朱熹

朱熹簡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又號稱晦翁),別稱紫陽。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福建尤溪縣)。南宋儒家學者,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哲學家、經學家之一,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南宋“閩學”的創始人。

    朱熹于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中進士,歷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知南康軍、提舉漸東茶鹽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職。平生不喜為官,“仕于外者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宋無學案.元晦學案》上),一生主要的時間(約四十年)在福建講學。晚年卷入當時進行的政治斗爭,被奪職罷祠,其學被定為“偽學”,其人也被定為“偽學首魁”,直到去世之時“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黨禁”解弛,朱熹的地位開始日漸上升,最終成為配享孔廟的“孔門十哲“之一,而其在歷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實際影響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成為中國的官方哲學,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如李朝時期的朝鮮、德川時代的日本,“朱子學”在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朱熹幼承家學,其父朱松是楊時弟子羅從彥的門人,少時又師從屬于“洛學”一派的胡憲、劉勉之。他早年為學博雜,泛濫詞章,出入佛老,對各種學問有著極為廣泛的興趣。從二十四歲起,他受學于羅從彥門人延平李侗。才開始真正走上理學的發展道路。在經過了長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終于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經學家。朱喜的學問淵博,于學無所不窺,在先秦諸子、佛道思想、史學文學、天文地理、文字音韻、訓詁考據、典章爾律等許多方面,都有相當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繼承二程“洛學”為己任,廣泛吸收了周敦頤、張載、邵雍等北宋理學家的思想養分,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構建起一個規模龐雜而又不失縝密精致的思想體系。

    一、理氣論:朱熹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理”和“氣”兩方面構成的,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在現實世界中,理、氣不能分離,但從本原上說,理先于氣而存在,這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由理氣論引申到理事論,朱熹進一步發揮了程頤關于理事的“休用一源,顯微無間”,認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雖無形跡,但卻包含了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的可能性。朱熹又發揮了程頤關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體稱為“太極”,這個太極就是一,是宇宙的本體;就每一事物來看,它們都完整地稟受了這個理(太極)作為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個,卻完整地映現在每條江河之上。

    二、心性論:朱熹曾認真地研究了《中庸》關于“已發”、“未發”的思想,以及二程以來諸儒對此問題的討論,其觀點在四十歲前后有所不同,前期認為“心為已發,性為未發”,這個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響;后期則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已發”、“未發”指心理活動的不同階段或狀態,并以“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在心性論方面,朱熹提出重要的“心統性情”的理論,這是他對張載思想的發展,認為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體用的總體。對“性”的概念,朱熹又區分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兩個層面,前者指人稟理而生、專以理而言、純粹至善的性;后者指人稟氣而有形的、有清濁偏正善惡的性,這是他對程頤思想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疇,認為道心即“天理”,惡的人心就是“人欲”。

    三、認識論:朱熹發揮了《大學》關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對“格物”的解釋,朱熹認為,一是“即物”即接觸事物,二是“窮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極”即窮理至其極;對“致知”的解釋,朱熹認為是“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大學章句》),即擴展、充廣知識,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結果。總的說來,朱熹的理論是對程頤“格物窮理”認識論的發展。朱熹為了發揮其思想,提出《大學》篇中缺失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于是他還專門作了《補格物致知傳》。與認識論相關的,在知行觀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觀點,認為知的目的在行,即實地踐履,若想踐履,必須先知,不過朱熹也強調知和行不能偏廢,“知行學相須”;與傳統儒家的觀點一致,朱熹的知行觀主要強調的也是道德的踐履問題,而不是認識的來源問題。

    四、功夫論:在修養功夫方面,朱熹主張“主敬涵養”;他不僅發展了程頤“涵養須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門弟子及他自己的修養體驗。朱熹的“主敬”理論突出強調了“未發”,即人在無所思慮及情感未發生時,仍須保持一種收斂、謹畏和警覺的知覺狀態,最大程度地平靜思想和情緒,這樣就可以涵養一個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動的狀態中的“主敬”,這是貫穿于“未發”和“已發”、知和行的全過程。而人們學習和道德修養的目的,朱熹認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這一結論一方面有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倫理學上則有用理性原則來作為社會普遍道德法則的意義。

   在經學方面,朱熹有許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義》、《易啟蒙學》、《蓍卦考誤》、《易傳》、《古易音訓》、《損益象說》、《易答問》、《朱文公易說》等;《書》有《書古經》、《書傳輯說》、《書說》、《文公書說》、《書經問答》等;《禮》有《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圖解》、《朱子井田譜》、《禮記辯》、《儀禮經傳通解續》、《朱子禮纂》等;《孝經》有《孝經刊誤》、《孝經存異》;《四書》有《四書集注》、《四書或問》、《論孟精義》、《中庸輯略》、《大學集傳》、《大學詳說》、《大學啟蒙》、《論語要義》(兩種)、《論語訓蒙口義》、《論語詳說》、《孟子集解》、《孟子問辨》、《四書音訓》等。以上還是不完整的統計,但僅從以上這個書目就足以說明朱熹在經學上的成就。在這些著作中,影響最巨的無疑當推《四書集注》。自元朝中期后,此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解釋,一直到清末廢除科舉為止。朱熹于《四書》幾乎用了他畢生的精力,他早年著力于《論語》、《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學》、《中庸》,辨析毫厘,遠在《易本義》和《詩集傳》(這兩書了為明清科舉功令)之上。至于對《大學》分經傳、補“格致”,那是出于其經學中的“宋學”之主觀立場,此點雖有論辯之余地,卻也屬可以理解的舉措。

    朱熹治經,既重漢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論語訓蒙口義》中所說的:“本之注疏以通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后會之于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自義理之學興,學者多以為得孔孟不傳之統,對漢儒經注頗為鄙薄,朱熹認為這是不恰當的。所以,他努力把訓詁與義理結合起來,這是朱熹對經學的一大貢獻。正如錢穆指出的:“朱子于經學,雖主以漢唐古注疏為主,亦采北宋諸儒,又采及理學家言,并又采及南宋與朱子同時之人。其意實欲融貫古今,匯納群流,采擷英華,釀制新實。此其氣魄之偉大,局度之寬宏,在儒學傳統中,惟鄭玄堪在伯仲之列。惟兩人時代不同,朱子又后鄭玄一午年,學術思想之遞衍,積愈厚而變益新。朱子不僅欲創造出一番新經學,實欲發展出一番新理學。經學與理學相結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學。”(《朱子新學案》)

    朱熹一生著述極豐,是中國歷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學者之一,《宋史.藝文志》中著錄者有四十余種,未著錄的尚有二十余種,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編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種。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稱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虛語。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除《四書集注》外,當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家禮》。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朱子繼續道統、優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嫌寸楮,人爭珍秘。”

朱熹書法作品欣賞:

《城南唱和詩卷》

《城南唱和詩卷》朱熹書。紙本。縱31.5厘米,橫275.5厘米。帖凡64行,共462字。首題“奉同敬夫兄城南之作”。末款“熹再拜”。鈐白文“朱熹之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詩卷是朱熹為和張(木式)城南詩20首所作。張(木式),字敬夫,號軒,張浚之子、宋代著名學者。居譚州(今長沙)。構城南書院,城南有風景20處、故題詩20首。朱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八月,朱熹與張南軒游城市諸勝景,和南軒二十詠。時年朱熹38歲,此詩卷書寫年代則較晚。此卷書法筆墨精妙,蕭散簡遠,筆意從容,靈活自然,為朱熹傳世佳作。明陸簡《朱熹城甫唱和詩帖跋》云:“紫陽夫子平生講道之功日不暇給,而于辭翰游戲之事亦往柱精詣絕人。評書家謂其書郁有道義之氣、固耳。”

 

相關文章:

推薦設計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