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篆刻的興起與發展

作者:未知 來源:設計之家收藏 時間:2006-11-07 標簽: 篆刻

內容提要:徽派篆刻在中國文人篆刻史上始終是主流,但對徽派篆刻進行系統研究的文章卻沒有。本文將徽派篆刻分為三個階段,對徽派篆刻的興起與發展進行了系統的探討。文章將徽派篆刻置于文人篆刻藝術發展歷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指出徽派篆刻是最早的篆刻流派。對一些徽派篆刻家的生卒年月、籍貫、事跡、藝術成就以及徽派篆刻形成的原因進行了考證和研究,認為徽州考據學和徽商對徽派篆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關鍵詞:徽派篆刻地位貢獻

一、徽派篆刻地位的確立(1535―1643)

1.何震的崛起

何震(1535―1604),字主臣,一字長卿,號雪漁。休寧縣前街人。周亮工《印人傳》及今版《辭海》等工具書均載何震為婺源人,誤。明嘉靖《婺源縣志》沒有何震的記載。按照志書生不立傳的原則,嘉靖《婺源縣志》不為何震立傳,是可以理解的。但最接近何震生活年代的清康熙八年(1669)《婺源縣志》,也沒有何震的記載,這就不可理解了。直到晚清、民國時期的《婺源縣志》才開始提到何震。1993年10月新編《婺源縣志》則進一步明確何震是“婺源田坑人”。何震究竟是不是婺源人呢?就在何震去世后的第三年,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編纂的《休寧縣志》明確記載:“何震,字長卿,號雪漁,邑前人。以高雅游名公卿間,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長卿手,爭傳之。”萬歷三十七年(1609)編纂的《歙志》亦載:“同時有休寧何震長卿,傳文壽承一種,解散局束,舊章天趣超然,故是獨造,且復出藍。”康熙三十八年(1699)編纂的《徽州府志》對何震的休寧籍也予以確認:“何震,字長卿,號雪漁,休寧邑前人。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其手者,爭傳寶之。生平不刻佳石Q及鐫人氏號,故及今流傳尚不乏云。”

我們再從與何震有交往的當時人的文字中來加以考察。明萬歷時期的著名書法家祝世祿曾于萬歷十七年(1589)至二十三年(1595)在休寧任縣令,同何震有一定交往。他在《梁千秋印雋序》中記載:“往余令海陽時,得主臣甚喜。及官秣陵,數與相習,所有印章,皆出其手。”休寧縣始建于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初名休陽。吳永安元年(258),因吳主孫休諱,改休陽為海陽。晉太康元年(280),改海陽為休寧,遂沿用至今。海陽為休寧古稱,古人寫籍貫,亦喜用古稱。如明末清初另一位篆刻名家胡正言為休寧人,其《印史初集》封面題簽為《海陽胡氏印史初集》,銜名題“海陽胡正言曰從氏篆”可為佐證。何震逝世后二十余年,其私淑弟子程原、程樸摹其印作,成《忍草堂印選》二卷,銜名題“海陽何震長卿篆,同邑程原孟長選,男程樸元素摹。”

由上可知,何震為休寧縣前街人無疑。或曰:何震祖籍婺源,后遷休寧。亦非。據道光《休寧縣志》記載:“何氏其先袁州宜春人,南唐有諱令通者為國師,顯德間謫休寧。兄令達仕國子司業,生潤,字彥德,隨叔令通居邑前。”可見何震的祖先是南唐時從袁州宜春直接遷休寧縣,與婺源絲毫沒有關系。對何震的生卒年,說法也不一,劉江稱約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卒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①韓天衡稱約生于嘉靖九年(1530),卒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②沙孟海稱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卒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③均誤。馮夢禎《快雪堂集》卷三十一《題何主臣符章冊》記載:

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漁,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銅,成數十面,俱奇古有致,寶用至今。主臣去歲滿七十,客死承恩寺。搜其稿,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金斂之,歸其柩。今遂無視瓣香于主臣者。余聞之丁南羽,主臣之學符章也,破產游吳下,事文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一時。

末署“萬歷乙巳夏日游黃山雨中題”。乙巳是萬歷三十三年(1605),“去歲”當是三十二年(1604)。是年何震年七十,而且即卒于這一年。于是可得何震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卒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馮夢禎于萬歷乙巳春夏之交來歙,主于西溪南吳氏,又與吳廷同游黃山。此在山中所作,回杭后于當年十月去世。故文中所記何震的卒年和卒時歲數是可信的。

何震晚年寓居南京,一生以刻印為生。現存最早的作品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的“云深不知處”壽山石印。①何震以刻印為生,刀法嫻熟,但對字法的認識不足。于是專門到蘇州去拜訪文彭,向文彭求教有關六書方面的問題。經過文彭的指教,何震對治印比以往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努力鉆研字法,注重臨摹先秦刻石、金文,汪道昆有詩稱贊:

宮墻佳氣日氤氳,有客親摹石鼓文。莫問酒徒工說劍,看君筆陣?凌云。
刻畫直須摹九鼎,飛揚早已逼三倉。而今一擲金如斗,徑寸壘壘肘后藏。②

在當時印壇注重宋元而忽略秦漢的大趨勢下,何震率先對先秦刻石、金文進行研究,從先秦刻石金文中汲取印學營養,不能不是一大進步。

隆慶六年(1572),武陵顧從德、歙縣羅南斗精選古玉印150余方,銅印1600余方,首創用原印蘸朱鈐出《集古印譜》行世,準確、精美地再現了秦、漢印的本來面貌,震動了整個印壇。可惜此譜當時僅鈐20部,一般人很難見到。于是羅南斗又于萬歷三年(1575)將《集古印譜》原鈐本擴充,以木刻翻摹,擬名《印藪》行于世,流傳甚廣,對當時印壇的復古風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印藪》的流行,同樣也為何震臨摹秦漢原印風格提供了便利。古印以銅玉為質,印文遒勁之中寓渾穆,古樸中寓流麗。但翻以木刻后,其神韻就無法同原印朱拓相比。故對《印藪》的弊病,明末印壇多有批評。王稚登曾說:

《印藪》未出,而刻者拘今;《印藪》既出,而刻者泥古。拘今之病病俗;泥古之病病滯。③

所謂“病滯”,指的就是木刻之印氣象萎靡,氣韻不暢。應該指出的是,當時的文人習《印藪》同刻工習《印藪》,角度不同。文人重“刻”的借鑒,刻工重“字法”和“章法”的借鑒,因此所得到的效果也不一樣。重“刻”的借鑒,必然導至“滯”。重“字”與“章”的借鑒,卻會給自己的治印水平帶來質的飛躍。何震臨摹《印藪》,就是從字法和章法上來體會漢印的精髓,使他的治印技藝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祝世祿就指出:

大都《印藪》未出之時,刻者病鄙俗而乏古雅;既出之后,刻者病泥跡而失神情。主臣雖從跡入,性自神解。①

李流芳說得更好:

新安何長卿,始集諸家之長而自為一家,其體無所不備,而各有所本,復能標韻于刀筆之外,稱卓然矣。②何震臨習秦漢印章之所以能“標韻于刀筆之外”,并不是何震不注重刀法,實在是何震以一個職業刻手躋身文人篆刻之列,嫻熟的刀法,使他可以不必特鵒糶氖種械牡叮??炎⒁飭??械椒醬韁?淶惱?宸綹瘢?頊斡〉男憷觶??〉墓ふ??溆〉拇軸睿?瀋裨獻勻惶斐傘4游庵搖⒆J纜弧⒗盍鞣嫉榷院握鷯》緄鈉蘭壑形頤強梢鑰闖觶?詰筆保?握鶩耆?且浴吧裨咸斐傘弊咳渙⑹賴模?饌??鬧耙悼淌稚矸薟晃薰叵怠?br》

從隆慶初期至萬歷二十幾年,何震基本上都在家鄉徽州與南京之間往來從事篆刻活動。其間曾一次北上京師和邊塞,一次西游湘楚。這兩次出外游歷都是由同鄉汪道昆介紹推薦,并寫詩為其送行,茲錄如下:
送何主臣北游四絕句:③

綈袍底事傍風塵,簪筆由來妙入神。試向鐘山瞻碣石,兩都國手更何人。
黃山白雪照城頭,千里辭家一敝裘。何處梅花堪歲暮,君家詩興落揚州。
漁陽幕府擁雕戈,書記翩翩國士多。肘后黃金如斗大,尚方追琢法如何。

送何主臣之楚十絕句:①

燕子磯頭理畫潑,秦淮渡口倒銀缸。送君四月黃梅雨,五兩南風過九江。
肘后雷文佩赤符,魚龍千里避江湖。石尤風息天如鏡,??新裝出小姑。
扁舟落日?臨皋,囊底旋探金錯刀。赤壁千尋堪擘劃,恐驚水族夜深號。
澤畔高封宿草青,朱弦一鼓吊湘靈。江門錦石中流見,知是宵沉婺女星。
夏口悲風引素車,西來不為武昌魚。顛毛半落新豐里,忽到江關咫尺書。
開府風流迥不群,蘭臺賓從儼如云。向來黃鶴樓中笛,好在胡床月下聞。
澤國雄風四坐生,歌鐘薄暮動江城。何郎酒態由來美,睥睨尊前笑禰衡。
吾道天迥日月光,緇帷宛在水云鄉。試看講席誰南面,知是弦歌舊海陽。
迥舟一水抹匡廬,片片青蓮撲太虛。陶令尚聞材力健,倘從白杜遇籃輿。
彭蠡湖邊落采霞,豫章城外簸龍沙。南州孺子如相問,垂老青門學種瓜。

汪世清先生對何震這一時期的行跡,曾作考證:②方楊《方初庵先生集》卷六有《送何生序》,首稱“新安何生,翩翩當世奇士也”,“故工書法,獨時時刻琢古文篆隸,進諸王侯所。”又記其挾一藝而游食四方,“下浙江,浮五湖,登姑蘇之臺,再返而后稅駕都門也。”“復仗劍行彭蠡,經豫章,度五嶺,登羅浮”。可知西行在北上都門以后。汪道昆長于何震10歲,《太函集》卷一百一十七有《京口送何主臣還海陽為母陳孺人七十壽》七律一首,時在隆慶二年(1568),將從京口回休寧。歐大任《歐虞部集?秣陵集》為萬歷九年(1581)至十三年(1584)在南京所作,卷八有《送何長卿往江西兼詢同伯、宗良、貞吉、孔陽諸宗侯三首》,其一云:“南來居士得何?,篆學秦斯隸漢邕。一舸圖書前路去,大江秋色照芙蓉。”是歐大任在萬歷九年(1581)秋與何震相遇于南京送何震前往南昌的贈別之作。題中提到的諸宗侯五人是朱拱?、朱多?、朱多?、朱多?、朱多?。朱多?有《衷誠孺、姜堯章載酒邀何主臣同飲》五律一首,又有《別何主臣之金陵兼簡歐水部》七絕一首云:“桂樹來攀雪滿枝,芙蓉去采目臨池。憑將蟬雀新團扇,乞與江東水部詩。”據詩意,何震來南昌似為萬歷九年(1581)冬,而返南京已是萬歷十年(1582)夏,在南昌逗留似有半年之久。他北上都門,當在隆慶二年(1568)至萬歷九年(1581)之間。萬歷十五年(1587)汪道昆家居在歙,時何震在故鄉成為汪氏的座上客。何震在白下,入馮夢楨官署,當在馮氏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從萬歷二十二年(1594)至萬歷二十六年(1598)期間,時年60至64歲之間。

由于何震自身對印學的鉆研提高以及汪道昆等人的宣傳介紹和褒揚,使何震的名聲鵲起于印壇。人們紛紛拜何震為師學習篆刻,萬歷四十三年(1615)吳忠曾說:“予不佞,生不及文先生之時,幸得淑諸何先生,從事三十余年。”①萬歷四十三年上推之三十余年,則萬歷初吳忠就已正式師事何震。朱多?也說:何震“游至吾豫章,盡以(其技)授吾家良文,吾輩亦因得玩弄服習之”。②汪道昆《送何主臣之楚十絕句》中有“試看講席誰南面”句,何震收門人朱良文,大概就是此次西行之時。萬歷初至萬歷二十幾年的這段時間里,何震收集了不少秦漢古印,同鄉朱簡曾前往觀摩、鈐印。萬歷十七年(1589),何震應張學禮的邀請,為其摹刻秦漢古印,被收入《考古正文印藪》。書法家祝世祿曾于萬歷十七年(1589)至萬歷二十三年(1595)在休寧縣任縣令,同何震相識。

如果說汪道昆在詩中稱何震為“兩都國手”,還是屬于一種褒揚和贊譽的話,到了萬歷二十年(1592)前后,何震的聲望在印壇已被認可并達到了頂峰。約編于萬歷二十幾年的《印母》,首次把文彭和何震并稱為印壇領袖:“古印推秦漢,今印推文、何。”③歸昌世萬歷三十年(1602)為程遠《印旨》所作的小引中也提到:“至文壽承、何長卿受律精嚴。”同年,屠隆在《古今印則序》中,董其昌、陳繼儒在《古今印則跋》中都把程遠同文彭、何震相提并論,認為他們可以“鼎立為三”。《印旨》、《古今印則》均為程遠所作,歸昌世、屠隆、董其昌、陳繼儒為程遠的書作引、序、跋,把文彭、何震抬出來提高程遠的身價,予以褒揚,足見文彭、何震的影響和成就更在程遠之上。其后何震的名氣愈來愈大,幾乎臨駕于文彭之上,成為一代宗師。祝世祿稱: 印章之作,其年尚矣。盛于秦而工于漢,其法平方正直,刪繁益簡,以通其宜,匠心運妙為千秋典型。六朝參朱文而法壞,唐、宋好盤糾而法亡。至我朝,文壽承氏稍能反正。何主臣氏乘此以溯其源,遂為一代宗匠。①董其昌說得更妙: 小璽私印,古人皆用銅玉,刻石盛于近世,非古也。然為之者多名手,文壽承、許元復其最著已。新都何長卿從后起,一以吾鄉顧氏《印藪》為師,規規帖帖,如臨書摹畫,幾令文、許兩君子無處著腳。②何震是文人篆刻藝術史中書與刻緊密結合的一面旗幟,他以刻工“指節通靈”之妙,以刀代筆,再現秦漢印章中的鑿、鑄、鏤、琢之美,氣韻流暢,成為明末印壇上的領袖人物,是當時印壇萬人景仰的對象,“其尸而祝之者必曰何氏”,③成為“海內推第一”④的人物。

2.最早的篆刻流派

何震在印壇的崛起,影響和造就了徽州大批篆刻人才。與何震同時的一些篆刻家同何震互相交往,互相影響,也都成為當時印壇上的風云人物。

明代萬歷至崇禎時期,徽州有著一個篆刻群體,他們或有印譜、論著行世,或與名流交往留下印跡,在當時的印壇上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和地位。其中代表人物為何震、蘇宣、朱簡、汪關。

何、蘇、朱、汪四人之間,何震年稍長。何震、蘇宣雖曾同師文彭,但蘇要長一輩(相差20來歲)。蘇宣自認為不如何震,他在《蘇氏印略》自序中談到:“余于此道,古討今論,師研友習,點畫之偏正,形聲之清濁,必極其意法,逮四十余年,其苦心何如!而今繼吾鄉何主臣而起者,家家篆籀,人人斯邕,是是非非,奴出主入,而余烏能獨樹之幟。”何震要比朱簡長兩輩(相差40來歲),兩人亦為印友,朱簡曾到何震處觀賞其集印。①朱簡也認為“吾鄉何長卿,其應手處卓有先民典型”。②汪關與朱簡同輩,與何震也有交往,何震曾為汪關刻“汪東陽”印,③朱簡也為汪關刻有“杲叔”印。④由此可見,何、蘇、朱、汪四人互有往來,也常在一起切磋印藝。

歙縣西溪南人吳良止(字仲足)與汪道昆為詩友、禪友,共結豐干社和肇林社,因而同何震亦為朋友,兩人曾同受張學禮的邀請,摹刻秦、漢古印。在當時,吳良止與何震齊名,“評者則曰:仲足無邪氣,長卿有逸品。”⑤休寧人金光先究心篆籀之學,少時曾到蘇州拜訪文彭,得到文彭的筆意。后來又到南京,同何震一道探討研究篆刻宗旨。又與黃圣期、吳敬父齊聚趙凡夫野鹿園,談論印學的玄妙真締。鄒迪光評價金光先的印作:數十年來,此道惟王祿之、文壽承、何長卿、黃圣期四君稍稍擅長,而亦時有善敗。乃今一甫所為《印選》,先字法,次章法,次刀法,與王子弁、吾子行諸說互相發明,蓋有四君之善,而無其敗矣。⑥歙縣人陳茂,與何震同時,篆刻悟何震刀法,印風頗似何震,曾有幾方印章署何震的名,何震不辨,竟據為己有。陳茂的門徒徐上達亦為歙人,他廣泛搜羅印史資料,對印學理論很有見地,著有《印法參同》一書。該書注重技法,論說有據,闡述明晰,授人以法,是明代文人篆刻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巨著。歙縣人羅南斗曾為顧從德精選古印輯成《集古印譜》行世,又木刻《印藪》流布海內,為何震印風直追秦漢,提供了便利。后又木刻《秦漢印統》廣泛流傳,為明代印壇復古風潮的興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比何震稍晚一些的徽州印人更是追慕何震。歙人吳忠,萬歷初即拜何震為師,成為何震的入室弟子,師事何震30余年。何震晚年寓居南京,吳忠亦隨寓南京。治印得何氏精髓,所刻印章酷似何震。王野以辨印著稱,他說:往者,人以漢印雜各代印試余,輒能辨之,以何氏雜漢,不復能辨矣。以諸家雜何氏,余輒能辨之,以孟貞雜何氏,則不能辨矣。①何震去世時,吳忠為之殮葬。休寧陳九卿是何震的表弟,刻印得何震指授,摹刻有《何雪漁印藪》4卷行世。歙縣李流芳“聞何震工篆刻,戲效之,未久竟與震同工”。②歙縣吳迥,少年時代即開始篆刻,師法何震,“今猶二十許人,試以其印章雜之長卿印章,不復可辨。”③休寧程原、程樸父子更醉心于何震,程原說:
世之刻印譜者,何啻人隋珠,家荊璧,大都各標門戶,各樹旗鼓,而總未集其成。集大成者,吾不得不宗何主臣……秦漢以后,一人而已。原也不敏,夙負篆籀癖,欲往師先生,恨未及門。④程原四處收集何震印蛻5000余方,從中精選1000余方,令子程樸摹刻。程樸天資聰慧,私淑何震,神形毫發無遺,達亂真地步。天啟六年(1626)程原將程樸摹刻的何震印章匯集鈐印成《忍草堂印選》行世,韓敬、陳繼儒、陳赤為之作序,稱贊“一一逼真,如燈取影”。⑤在何震光環籠罩明末印壇的日子里,也有一些徽州印人不囿于何震的影響,獨立創作,走自己的路。蘇宣、朱簡、汪關是這樣,吳正?、汪徽亦復如此。吳正?是休寧人,兒童時即開始刻印,為人所贊許,經常有人向他索印。他自己說余無所師授,以古為摹,融會諸家,獨攄心得,字畫筆法,與主臣差不相類,主臣得之為主臣,我得之為我耳。⑥在摹古中,吳正?的印風有三次大的變化,吳正?把自己對印學的認識及其變化概括為:蓋印有古法、有筆意,古法在按古不可泥古,筆意若有意又若無意,意在筆先,得心應手,可以自喻,不可以告人。余筆意凡三變矣,故后與前參觀,若出兩手。初變散而不存,再變存者十一,三變存者十九。①正?的治印主張很有見地,可惜他只活了31歲,天不假年,未獲大成。婺源汪徽,詩書畫印號稱四絕,尤工秦漢印章。朱簡在《印經》中論及當時印壇文彭、何震、蘇宣三大派時,把他歸入“別立營壘”一派。安徽省博物館藏有汪徽的一方“琴書樂趣”印,用刀潑辣,氣度宏大,確實別具一格。

, 明末值得提及的徽州印人還有:吳元滿,歙縣人。出生時亡一目,常說:“吾以一目外觀,而以一目內照,覺內之所得者較多。”②藏書極富,精字學,與趙?光、朱宗良友善,曾把自己50余年來鉆研六書的成果向趙?光、朱宗良求證,得到趙、朱的賞識。自三代及秦漢鼎彝碑銘皆淹貫于胸中,尤悉心于古印文字,萬歷二十五年(1597)輯有《集古印選》四冊行世。劉衛卿,休寧人,篆刻宗何震,刀法古樸。傳同邑趙時朗、趙又呂、趙以滂,時朗印風蒼健嚴緊,又呂古樸渾雅,以滂秀爽精勁。胡正言,休寧人,精字學,著有《六書正偽》,治印取法何震,豪放不足,然有翰墨雅氣,平實穩健。“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矜飾”③是其所長。洪復初,歙縣人,工篆刻,黃汝享《題〈珍善齋印譜〉》稱可與“長卿竟敵”。程齊,歙縣人,風雅多藝,篆刻尤其所長,有《稽古印鑒》行世。范孟嘉,休寧人,為朱簡外甥,傳其舅氏衣缽,所篆印作可與朱簡亂真。王守謙評其印“師古而不泥古,蜩之承,丸之弄,別有一種天趣”。④根據現有資料統計,明嘉靖至崇禎,徽州一府六縣共有印人50余名,以何震為旗手,吳良止、羅南斗、蘇宣、金光先、朱簡、汪關、李流芳、吳正?、汪徽等為中堅,構成了一個印人群體,他們互相學習,互相提高,震動當時的印壇,很多篆刻評論家都注意到了這一現象。早在萬歷三十八年(1610),趙?光就指出:“此道(按:指篆刻)多落新都,新都故有心人也。”①按:新都為徽州的古稱。清初,周亮工再度提到:“自何主繼文國博起,而印章一道遂歸黃山。”②鄭文焯亦曰:“有明新安摹印者盛極一時。”③ 明末徽州印人群體成為印壇上最早的篆刻流派。

3.明末印壇徽派的一統天下

明嘉靖以后,當文人篆刻藝術體系逐步確立之時,徽州涌現出一大批篆刻家。他們在超越宋元,直溯秦漢的篆刻藝術實踐中,開始取代嘉靖年間以文彭為領袖,以蘇州為中心的篆刻主導地位。他們有理論,有實踐,以一股強勁的創新之風,席卷整個印壇。以至從萬歷開始至崇禎末年的長達六七十年的印壇,成為徽州人的一統天下。

韓天衡曾把明代印壇劃分為五大流派:

明季印壇高手甚多,而論其藝術成就,個人風貌對后世的影響,則當推文彭、何震、蘇宣、朱簡、汪關五大家。
明代五大家所創立的歷史流派,文彭以純正勝,何震以精能勝,蘇宣以雄強勝,朱簡以險峭勝,汪關以雅妍勝。由他們領銜的無數文壇印人,在這崛起的篆刻天地里,作出了可歌可頌、不可泯滅的卓越成績,它既炫赫于明季,也給巨大影響于清代。④五大家中,除文彭外,皆為徽州人。何震已見前述,下面談談蘇宣、朱簡、汪關。蘇宣(1553―1627),字爾宣,一字嘯民,號泗水、又號朗公,歙縣人寓泗水。幼年喪失父母,成為孤兒,傾心于文章之道,被人們譽為才子。后來遭遇不平事,于是棄書學劍,殺人報仇,遁跡于淮海。文彭因與其父有交情,當仇家事平后,蘇宣便前往投奔文彭,“以通家坐落絳帳下,然食指日貧,書劍埋沒,干祿無謀,喟然嘆曰:丈夫不能執一藝成名,釜甑塵生乎?”⑤于是學習六書,文彭教以篆刻之道。又在顧從德、項元汴等收藏家處博覽秦漢璽印,曾摹漢印近千鈕,積聚了很深的功力。蘇宣師古而不泥古,創新求變,“始于摹擬,終于變化。變者愈變,化者愈化,而所謂摹擬者逾工巧焉。”①他說:“余于此道,古討今論,師研友習,點畫之偏正,形聲之清濁,必極其意法,逮四十余年,其苦心何如!”②所刻作品氣勢雄強,布局嚴正。俞恩燁評其印:其奇幻也在秦、漢前,其醇古也則漢、魏之間,其博雅也有開元、大歷之盛,識者誰不驚艷襲以為珍。③朱簡(1570?―?),字修能,號畸臣,休寧縣北門人。幼讀書即能辨古文奇字、銅盤、石鼓之章,稍長,精研八法、六書及詩文,曾從陳繼儒游。究心于字學,尤精古篆,曾云游四海,“得顧、項二氏家藏銅玉,印越楮上真譜四千余方,又于吳門沈從先、趙凡夫、?城李長蘅、武林吳仲飛、海上潘士從、華亭施叔顯、青溪曹重父、東粵陳文叔、吾鄉何主臣、丁南羽諸家,得其所集,不下萬余,用是滌心刮目,拓成《印品》一書”。④篆刻不拘泥于時尚,別開蹊徑,以草篆入印,自成一格。創用短刀碎切技法,增強點劃之間,字與字之間筆勢的牽連、呼應和顧盼,產生一種濃郁的富有提按旋轉、跌宕起伏的筆意。周亮工說:“繼主臣而起者不乏其人,予獨醉心于朱修能。”⑤可見朱簡篆刻藝術的魅力。朱簡不僅在篆刻實踐上取得極大的成就,在印學理論上也頗有建樹。先后著有《印書》、《印圖》、《印品》、《印經》、《印章要論》、《印學叢說》、《集漢摹印字》等書,很多觀點發前人所未發。如所論:上古印為佩服之章,故極小。漢晉官印大僅方寸,私印不逮其半。所見出土銅印,璞極小而文極圓勁,有識、有不識者,先秦以上印也;璞稍大而文方簡者,漢、晉印也;璞漸大而方圓不類,文則柔軟無骨,元印也;大過寸余,而文或盤屈,或奇詭者,定是明印。⑥

在當時人們都不認識戰國璽印的情況下,他把“璞極小而文極圓勁”一類印斷為先秦之印,很有見地。同時在章法藝理等方面,也多有論述并敢于對當時的名家篆刻進行有理論依據的批評。

汪關,原名東陽,字杲叔,后得一漢代銅印,龜鈕碧色,斑斕錯銹,文曰“汪關”,極愛之,遂以此更名,李流芳又為其更字尹子,①歙縣人寓居婁東。少時酷愛古文字,收藏金玉、瑪瑙、銅印不下200方。后遭家難,藏品大多散失。汪關參習佛學,心平氣和,故治印亦沉穩安詳,篆法精嚴,饒有雍容華貴氣象。韓天衡評價:

明人借鑒漢印而能形神兼備、氣韻雅馴者,為首推尹子。朱文師元人,配篆堂皇婉暢,恬靜醇美,在點畫交錯處,刻作微粗厚的“焊接點”亦屬首創。②汪關這種帶有書卷氣的印風,也多為后世取法,巴慰祖、黃士陵印中可以見到汪關風格的延續。汪關的兒子汪泓,得其家學,能稍變虛實,又出新意。

何、蘇、朱、汪四大家之外,明代印壇復古運動點火者之一的羅南斗,也是徽州人,他不僅輯鈐、輯刻了《集古印譜》、《印藪》和《秦漢印統》,為復古運動搖旗吶喊,同時,他本人亦工篆刻。羅逸《題羅公權印章》稱:
此藝自文博士壽承暨延年始復古觀,而何山人主臣崛起,足稱鼎立。③朱簡也把他列入與文彭、何震、蘇宣“別立營壘”的篆刻行列。羅南斗晚年授徒鄭彥平、王山子。他的兒子羅昭、羅伯、羅?及從孫羅公權都能傳其家學,尤以羅公權酷嗜篆刻,成就也高。

明崇禎最重要的一位篆刻大家江?臣同樣也是徽州人。與別人不同的是,江?臣不刻石章,以刻玉印享譽當世。江?臣身軀偉岸,氣宇軒昂,腕力尤強。篆法取法古人而參以己意,行刀自然取勢,無凝滯之病,作品為時人所重。曾說:

堅者易取勢,吾切玉后,恒覺石如宿腐,如書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能縱送也。①

有印譜行世,程嘉燧題云:

?臣恂恂,貞不異俗,和不徇物。無山谷僻?之氣,無江湖脂韋之態。②

江?臣收學生陶碧,陶碧長隨左右,勤奮學習,盡得刻玉精髓。然而陶碧未能將江?臣的刻玉之法傳下來,至使刻玉印的技法失傳,為印壇一大憾事。崇禎十四年(1614),周亮工選輯江?臣所刻玉印成《江?臣印譜》行世,程嘉燧為其題序。

明末值得一提的徽州印人還有一位胡正言。胡正言(1584―1674),字曰從,休寧人。弘光時曾官中書舍人。他是一位著名的版刻藝術家,創制?版和拱花彩印技法,在版刻藝術和版畫史上功績彪炳。在篆刻上亦很有造詣,“精究六書,以篆籀名世”。③曾將古篆籀縮為小石刻,拓印行世,書名《十竹齋臨古篆文法帖》,頗受人們珍視。治印平實工穩,有印譜《印存初集》、《印存玄覽》等行世。《四庫全書總目》收錄有《印存初集》和《印存玄覽》,并稱贊說:

自明中葉,篆刻分文彭、何震二家,文以秀雅為宗,其末流傷于嫵媚,無復古意;何以蒼勁為宗,其末流破碎楂?,備諸惡狀。正言欲矯兩家之失,獨以端重為主,頗合古人摹印之法,而學之者失于板滯,又為土偶之衣冠矣。④

鄭振鐸曾得一部《十竹齋印存》,記曰:

印章皆押于開花紙頁上,其色彩至今尤煥耀鮮明。氣魄甚大,不拘拘于摹擬秦漢印。⑤

明末印壇徽州人的一統天下,還可以從徽州印人印譜的數量上得到體現。據韓天衡《中國印學年表》,明隆慶六年(1572)至崇禎十六年(1643),共計有各種印譜93部,其中徽州人參與輯鈐、摹刻、自刻印譜45部,占全部印譜的48.9%。萬歷二十八年(1600),何震匯輯自刻印成《何雪漁印選》,開印人匯輯自刻印成譜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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