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筑的起源

    任何生物形式，都是在與自然界抗爭與共生的過程中，獲得自己的生存權。在我國境內人類活動伊始，也就是在原始社會初期生產力發展水平極度低下的狀況下，人類對于生存空間的要求，也只是能夠遮風避雨，抵御猛獸侵襲。在那時，建筑僅僅是物質生活手段。隨著生產力的緩慢提高及氏族文化的逐漸形成與發展，建筑開始成為社會思想觀念的一種表現方式和物化形態。這樣的變化，促進建筑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由此開始，歷經六、七千年的發展，形成了燦爛的中國建筑歷史與豐富多彩的建筑文化。

內蒙古大青山

　在原始社會，建筑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在漫長的歲月里，我們的祖先從艱難地建造穴居和巢居開始，逐步掌握了營建地面房屋的技術，創造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滿足了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動的要求。

　我國境內已知的最早人類住所是天然巖洞。舊石器時代，原始人居住的巖洞在北京、遼寧、貴州、廣東、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發現，可見，這種大自然所天然賜予的洞穴是當時用作住所的一種較普遍的方式。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曾記載有巢居的傳說，如《韓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　滕文公》：“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因此推測，巢居是地勢低洼氣候潮濕而多蟲蛇的地區采用過的一種原始居住方式。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一批原始社會公共建筑遺址被發現，如浙江余杭縣瑤山和匯觀山土筑祭壇，內蒙古大青山和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石砌方圓祭壇，遼西建平縣境內的神廟等。這些發現，使人們對五千年前的神州大地上先民的建筑水平有了新的了解，他們為了表示對神的敬之心，開始創造出一種超常的建筑形式，從而出現了沿軸展開的多重空間組合和建筑裝飾藝術，這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飛躍。從此建筑不僅具有了它的物質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義，促進了建筑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

穴居――尋找遮雨避寒的住所

　　《易　系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大自然造化之功奇偉壯麗，雕鑿出無數晶瑩璀璨、奇異深幽的洞穴，展示了神秘的地下世界，也為人類在長期生存期間提供了最原始的家。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狀況下，天然洞穴顯然首先成為最宜居住的“家”。從早期人類的北京周口店、山頂洞穴居遺址開始，原始人居住的天然巖洞在遼寧、貴州、廣州、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發展，可見穴居是當時的主要居住方式，它滿足了原始人對生存的最低要求。

　進入氏族社會以后，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開始出現。但是在環境適宜的地區，穴居依然是當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過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漸多樣，更加適合人類的活動。例如在黃河流域有廣闊而豐厚的黃土層，土質均勻，含有石灰質，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點，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會晚期，豎穴上覆蓋草頂的穴居成為這一區域氏族部落廣泛采用的一種居住方式。同時，在黃土溝壁上開挖橫穴而成的窯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肅、寧夏等地廣泛出現，其平面多為圓形，和一般豎穴式穴居并無差別。山西還發現了“低坑式”窯洞遺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橫向挖出窯洞，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種窯洞。隨著原始人營建經驗的不斷積累和技術提高，穴居從豎穴逐步發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 　

　穴居方式雖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但作為一定時期內，特定地理環境下的產物，對我們祖先的生存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鮮明的地方特色也構成了這樣獨特的人文景觀。至今在黃土高原依然有人在使用這類生土建筑，這也說明了它對環境的極端適應 。

巢居――架構遠離暑潮的樂園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曾記載有巢居的傳說。如《韓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 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與北方流行的穴居方式不同，南方濕熱多雨的氣候特點和多山密林的自然地理條件自然孕育出云貴、百越等南方民族“構木為巢”的居住模式。此時原始人尚未對這種“木構”建造有明確的意識，只不過是隨鉆木取火，劈砸石器等無意識條件反射而誕生的一種社會行為，嚴格地講，這算不得建筑。《禮記》載，“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繒巢"，可見“巢者與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開。 　

　巢居在適應南方氣候環境特點上有顯而易見的優勢：遠離濕地，遠離蟲蛇野獸侵襲，有利于通風散熱，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可以說“巢居”是我們祖先在適應環境上的又一創造。也正是原始社會的“巢居”、“穴居”在長期歷史環境的變遷中，受社會、自然、文化等多種條件的制約與影響，才一段段將華夏建筑成一部璀璨的史詩。

真正建筑誕生

　　人類的發展有如文化的接力，農耕社會的到來，引導人們走出洞穴，走出叢林。人們可以用勞動創造生活，來把握自己的命運，同時也開始了人工營造屋室的新階段，并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新秩序，真正意義上的“建筑”誕生了。在母系氏族社會晚期的新石器時代，在仰韶、半坡、姜寨、河姆渡等考古發掘中均有居住遺址的發現。北方仰韶文化遺址多半為半地穴式，但后期的建筑已進展到地面建筑，并已有了分隔成幾個房間的房屋。其總體布局有序, 頗能反映出母系氏族社會的聚落特色。南方較潮濕地區，“巢居”已演進為初期的干闌式建筑。如長江下游河姆渡遺址中就發現了許多干闌建筑構件，甚至有較為精細的卯、啟口等。龍山文化的住房遺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跡，出現了雙室相聯的套間式半穴居，平面成“呂“字型。套間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在建筑技術方面，開始廣泛地在室內地面上涂抹光潔堅硬的白灰面層，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潔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龍山文化遺址中已出現了白灰墻面上刻畫的圖案，這是我國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裝飾。 　

　總之，當原始人真正走出洞穴，走出叢林，開始用自己的勞動創造生活時，也就開始了有目的的人工建造屋室的活動。人們可以按照自己及社會關系的需要建構自己的建筑與村落，同時，在滿足了物質生活的基本需要后，精神需要越發成為左右建筑的重要因素。真正意義的建筑誕生了。

華夏建筑文化之源―河母渡的干闌木構

　提到建筑文化之源，不能不說一下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征。建筑特征總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影響支配下形成的。中國是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地質、地貌、氣候、水文條件變化很大，各民族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各不相同，因而形成許多各具特色的建筑風格。古代社會的發展遲緩和交通閉塞，又使這些特色得以長期保留下來。典型如：南方氣候炎熱而潮濕的山區有架空的竹、木建筑一干闌；北方游牧民族有便于遷徙的輕木骨架覆以毛氈的氈包式居室；新疆維吾爾族居住的干旱少雨地區有土墻平頂或土墻拱頂的房屋，清真寺則用彎頂。黃河中上游利用黃土斷崖挖出橫穴作居室，稱之為窯洞；東北與西南大森林中有利用原木壘成墻體的“井干”式建筑。以上這些建筑均有自己非常獨特的形象特質，但是它們只是一定歷史時期一定地域條件、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形態，不具有普遍性，沒有代表中國古代建筑的主流。而建筑既然有其多樣性，同時也必有某種主流類型的存在。全國大部分地區使用木構架承重建筑，這種建筑廣泛分布于各民族地區，是中國使用面最廣、數量最多的一種建筑類型，具有普遍意義。它的產生、發展、變化貫穿整個古代建筑的發展過程，也是我國古代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

　既然木構架建筑是中國古代建筑的主流，那么我們可以大膽將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干闌木構譽為華夏建筑文化之源。它距今約六、七千年，是我國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術構筑木結構房屋的一個實例。已發掘部分是長約23米、進深約8米的木構架建筑遺址，推測是一座長條形的、體量相當大的干闌式建筑。木構件遺物有柱、梁、枋、板等，許多構件上都帶有榫卯，有的構件還有多處榫卯。可以說，河姆渡的干闌木構已初具木構架建筑的雛形，體現了木構建筑之初的技術水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代表意義。

氏族公社生活復原――半坡村的桃源故事

　“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廓、險阻之備”（《呂氏春秋?恃君覽》）。這便是古人對原始母系社會初期情況的描述。 　

　在這一階段中，由于原始農業的興起，人人開始沿江河湖沼經營定居生活。按照氏族血緣關系，以氏族為單位，組織聚居形成一個“聚”，集合著若干近親氏族組成的一個部落。換言之，當時部落是包括從一個始祖母所生的若干代近親所構成的一個緊密團結的血緣集團。黃河流城仰韶文化母系氏族遺跡分布于北方的廣大區域，而西安半坡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半坡母系氏族部落聚落遺址位于西安城東六公里，呈南北略長，東西較窄的不規則圓形。整個聚落實由三個不同的分區所組成，即居住區、氏族公墓區及陶窯區。居住用房和大部分經濟性房屋，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構成整個布局的重心，一居住區。圍繞居住區有一條深、寬各為5―6米的壕溝，以之為聚落的防護設施。溝外為氏族公墓區及陶窯區。 　

　居住區內居住建筑有平面圓形和方形兩種。就建筑風格及構造方式而言，又可分為半穴居式和地面木架建筑式。

　　半坡遺址是一個氏族部落的聚落所在。居住區是以氏族集結的小區為基礎，“大房子”作為中心來組織的，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氏族部落首領及一些老幼都住在這兒，部落的會議、宗教活動等也在此舉行。“大房子”與所處的廣場，便成了整個居住區規劃結構的核心。再結合對墓葬區、陶窯區布局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氏族聚落無論其總體，還是分區，其布局都是有一定章法的，這種章法正是原始社會人們按照當時社會生產與社會意識的要求經營聚落生活的規劃概念的反映。其建筑形式也體現著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