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

    形成于北京，流行全國。根據《江湖叢談》記載，最早說單口相聲的藝人是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0)的張三祿，“當其上明地時，以說、學、逗、唱四大技能作藝……自稱其藝為相聲”。其后，是同治、光緒年間(1862-1908)在北京西城一帶撂地表演的單口相聲藝人馬麻子，“蒙古車王府曲本”《風流詞客》曲詞說他表演的情形是“緊接著鬧個謝情湊湊趣，打個皮科遛遛鋼”、“好話之中必摻著趣話，他慪得那古板之人都笑斷了腸……”。據《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三輯，馬三立《京津相聲演員譜系》一文記載，張三祿曾傳藝給同治、光緒年間(1862-1908)的朱紹文(一作朱少文)。朱原來演唱太平歌詞，所說小笑話、逗哏及貫口活有些是從張三祿那里學來的。朱在發展相聲上有很大成就：他編演了新段子分別與他的徒弟貧有本、富有根、徐有祿和范有緣合作說演，由此出現對口相聲；他將滿族子弟票友阿彥濤收為代拉師弟(即代師傅收徒弟)，促使票友的“清門”相聲和藝人的“渾門”相聲合流；朱還將由評書改行說相聲的沈春和收為代拉師弟，由此形成朱家門、阿家門、沈家門相聲的三個門派；從他開始，相聲行業有了傳徒授藝的規矩。據此，則已知相聲的第一代藝人為張三祿，朱、阿、沈為第二代，師承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先后經歷了八代，以繼承朱派藝業的最多。成名于北京的有：第三代的恩緒；第四代的焦德海、劉德智、李德?、玉德龍、張杰堯、陳子貞、高德明；第五代的張壽臣、湯金城、常連安、于俊波、緒德貴、郭啟儒、趙靄如、譚伯如；第六代的侯寶林、戴少甫、劉寶瑞、王長友、郭全寶、羅榮壽、王世臣、常寶華；第七代的馬季、趙振鐸、高英培、侯躍文、牛群；第八代的姜昆、馮鞏、李金斗等。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英斂之《也是集續篇》里介紹相聲說：“其登場獻技，并無長篇大論之正文，不過隨意將社會中之情態摭拾一二，或形相，或聲音，摹擬仿效，加以譏評，以供笑樂，此所謂相聲也。該相聲者，每一張口人則捧腹，甚有聞其趣語數年后向人述之，聞者尚笑不可抑，其感動力亦云大矣。”民國二十二年(1933)張笑俠在《相聲總論》一文中提到相聲的來歷：“在從前只是在王公府第中的堂會中有，外間少見。后來學者眾多，堂會又少，實在不足維持生活的，慢慢地便在臺上說。又過了幾年，便跑到天橋地場上說去了。所以有一般人全管他們說相聲的叫做‘叫花子’的。”還提到藝人的遭遇，“在光緒的中葉，曾通令禁止設場子賣藝，他們這一行也在其中。年久了，他們這一行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慢慢地散布到各大商埠，差不多的地方，全都有了他們的蹤跡”。“清門”相聲源于1800年左右產生的“全堂八角鼓”演出中的逗哏，多由旗籍票友自編自演，曲目有《酒令》、《燈謎》、《扒馬褂》等，詞句修潔，通稱文哏。“渾門”相聲最初為撂地賣藝時的即興創作，比較粗俗，通稱打罵哏。清末二者合流，去蕪存菁，形成了俗不傷雅的新風格，在發展過程中旁采博引，吸取了評書、蓮花落、練把式、變戲法、滑稽二簧等有關說唱的技巧，形成了說、學、逗、唱兼備的藝術。

    相聲的表演方式，最初有兩種，在帷幕中表演的相聲稱“暗春”，公開表演的相聲稱“明春”。到了清宣統三年(1911)后只有“明春”一種在繼續發展。相聲的形式共分單口相聲、對口相聲、群口相聲三種。單口相聲，是一個演員表演的長短笑話。對口相聲，是兩個演員表演的，敘述人甲稱“逗哏”，輔助對話的乙稱“捧哏”，表演時，依甲乙二人說表內容的輕重與語言風格之不同，又可分為“一頭沉”、“子母哏”和“貫口活”三類。群口相聲，是三個以上演員共同表演的，甲稱“逗哏”，乙稱“捧哏”，丙等稱“膩縫”。

    一段相聲一般由“墊話兒”――即興的開場白；“瓢把兒”――轉入正文的過渡性引子；“正活兒”――正文；“底”――掀起高潮后的結尾四部分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新創作的相聲也常有省略“瓢把兒”的。相聲用藝術手法組成“包袱兒”，表演當中通過說表而“抖響”使人們發笑。其手法計有：三番(翻)四抖、先褒后貶、陰錯陽差、一語雙關、自相矛盾、表里不一、歪講曲解、違反常規等數十種。每一段相聲里一般含有四五個以上風趣幽默的“包袱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