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篆刻的興起與發展(3)

三、徽派篆刻的后振（1849―1955）

1.“浙派”和“鄧派”興起對徽派的沖擊

從明嘉靖、萬歷文人篆刻藝術體系的確立到清雍正時代，除了文彭以外，還沒有人能擁有與何震、蘇宣、朱簡、汪關、程邃相杭衡的印壇地位。

乾隆初期，丁敬開始嶄露頭角。丁敬出身于商賈之家，矢志向學，工詩文，善書法、繪畫，尤究心于金石、碑版文字的探源考異。篆刻宗法秦漢，能得其神韻。他強調刀法的重要性，主張用刀要突出筆意。丁敬曾寫過二首論印詩。

《說文》篆刻自分馳，嵬瑣紛綸炫所知。解得漢人成印處，當知吾語了非私。
古人篆刻思離群，舒卷渾同嶺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① 這兩首詩體現了丁敬的篆刻藝術觀。我們前面談到，入清以后，篆刻家往往把對金石文字的研究作為篆刻藝術實踐的重點。固然，對金石文字的研究有利于篆刻創作的一面，但如果僵化地來看待金石文字同篆刻藝術的關系，把摹古當創作，死守大小篆和《說文》的藩籬，只能扼殺掉人們的藝術創造力。康熙、乾隆時期的印壇正是這種泥古之風盛行，死守文字藩籬的最為保守的時期。許容說：文須考訂一本，不可秦篆雜漢、唐，如各朝之印，當宗各朝之體，不可混雜其文，改更其篆。若他文雜廁，即不成文；異筆雜廁，即不成字。①《飛鴻堂印譜?凡例》也規定：篆書文體紛紜，即大、小二篆，亦不可混淆。若差之毫厘，即失之千里。雖鐫刻精工，而篆文舛錯，汲古者所竊笑也。是編纖微不茍，稍介疑似，輒即訂正。

但丁敬卻認為“文字”同“篆刻”是“分馳”的，前者是文字研究，后者是藝術創作。他還強調了藝術創作的個性化，主張“思離群”。漢印自有漢印的卓越，六朝、唐、宋印也有六朝、唐、宋印的妙處。藝術創作不能自劃框框，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凡有利于藝術表現，漢印也罷，六朝、唐、宋印也罷，都應該吸收。丁敬的見解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所以他的篆刻超越了同時代的印人，為當時沉悶的印壇帶來一股清新之氣。

丁敬乾隆十年（1745）在西湖東皋吟社與汪啟淑相識訂交，基于對詩文、篆刻的共同愛好，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當時汪啟淑已經著手輯刻《飛鴻堂印譜》，于是便邀請丁敬參與印譜的厘訂和篆刻。丁敬記其事：予生平不喜作閑散章，謂其浪費筆墨，不足以名世。乃自與秀峰共東皋吟社，稱詩頌酒，友契于心，深重其好古專篤，藏書百櫥，工吟詠。得古印幾盈萬鈕，匯為印存。又集時賢張子盤石、錢君樂父、王君子復輩，不惜重聘，延之家園，相與參訂商榷集名人韻語，鐫諸佳石，悉合于古。海內高手大半皆出其門，誠所謂廣廈千間，使寒士歡顏，古今藝林中一大觀也。予老且衰，?足拭目以望，復所敢泥古鮮通，以為群賢所笑耶！因刻石以應命。②對于汪啟淑酷嗜金石篆刻，丁敬非常敬重，多次談到并為其刻印：

吾友秀峰博雅好古，凡秦、漢金石及古人真跡無不搜羅，今以舊作斗印索刻，予應秀峰之請者，蓋喜其石之佳也。

吾友汪君秀峰篤嗜金石，能別真偽，收藏富有，因篆“吉金樂石”印以貽之。①同樣，汪啟淑對丁敬的篆刻創作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丁敬的篆刻“古拗掰折，直追秦、漢，于主臣、嘯民外另樹一幟。兩浙久沿林鶴田派，鈍丁力挽頹風，印燈續焰，實有功也”。②汪啟淑的評語為以后浙派的興起，作了輿論先導。乾隆四十七年（1782）董洵著《多野齋印說》，認為：杭州丁布衣鈍丁匯秦、漢、宋、元之法，參以雪漁、修能用刀，自成一家，其一種士氣，人不能及。

當然，在乾隆時期，丁敬的成就還只是他個人的成就，但丁敬已經具備了同何震、蘇宣、朱簡、汪關、程邃相抗衡的條件。乾隆以后，丁敬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尤其以追隨丁敬印風的杭州人蔣仁、黃易、奚岡為代表的浙江印人在當時的印壇上形成一股勢力，丁、蔣、黃、奚被合稱為“西泠四家”。之后，陳豫鐘、陳鴻壽相繼崛起于杭州，合稱“西泠六家”。同治年間，丁丙又合趙之琛、錢松為“西泠八家”，亦稱“浙八家”，成為浙派中堅。

丁敬去世時，鄧石如23歲。兩人身世相近。少年時代的鄧石如因家庭貧困，曾以砍柴賣餅維持生計，暇時隨父親學習書法和篆刻，甚工。后游壽州，得到梁?的賞識，經梁?推薦入梅繆府中為客。梅氏家中有很多金石文字，因得以觀賞歷代吉金石刻，每日晨起研墨盈盆，至夜分墨盡乃就寢。歷八年，藝乃大成，四體書功力極深，號稱“我（清）朝第一”。③他的篆刻得力于書法，篆法以“二李”（李斯、李冰陽）為宗，而縱橫辟闔之妙則得之史籀，間以隸意，線條渾厚天成，體勢開張飄逸。朱文印參以宋、元印章，白文印參以漢印，印風以茂密多姿見情致，章法疏密自為，刀路紆徐安適。鄧石如曾說：“刻印白文用漢，朱文必用宋。”④此見解與丁敬“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一致，向印必言秦、漢的泥古派展開挑戰。丁敬、鄧石如不棄宋、元的立場，遭到印壇一些泥古衛士的譏笑。百年后，黃士陵還頗為感慨地說：或譏完白印失古法，此規規守木板之秦、漢者之語。善乎，魏丈稼孫之言曰：“完白書從印入，印從書出”，卓見定論，千古不可磨滅。陳勝投豐，武侯抱膝，尚不免為偶耕淺識者之所嗤笑，況以筆墨供人玩好者耶！① 鄧石如還開創了“以漢碑入漢印”的先例，吳讓之稱之為“獨有千古”。②晚清大家趙之謙對鄧石如極為推崇，稱鄧石如“字畫疏處可走馬，密處不可通風，即印林無等等咒”。③吳讓之是鄧石如的再傳弟子，趙之謙稱贊“讓之于印，宗鄧氏，而歸于漢人，年力久手指皆實，謹守師法，不敢逾越，于印為能品”。④

鄧石如與丁敬走的是不同的創新之路，他們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他們開創的印風，成為清代后期印壇主流風格。浙派和鄧派的興起，對一直居印壇盟主地位的徽派造成很大的沖擊。尤其丁敬之后產生出來的一批浙派大家，如蔣仁、黃易、奚岡、陳豫鐘、陳鴻壽、趙之琛、錢松，鄧石如之后產生出來的鄧派大家吳讓之輩，均為一時彥俊，聲譽隆盛。同時咸豐、同治之際，徐三庚、趙之謙等合浙派、鄧派為一家，獨樹一幟，名聲鵲起，成為印壇新軍。而汪肇龍、巴慰祖、胡唐本身就很難同丁敬、鄧石如相比肩，后繼更乏人。雖然道光、咸豐、同治時期徽州印人很多，如歙縣張淦有《寶墨齋印略》、鄭沛有《黃山印冊》、鄭基太有《拙吾齋印賞》、曹應鐘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齋印譜》、程奐輪有《槐瀕印存》、程得壽有《寶善堂印譜》、仰嘉祥有《摹印要訣》、汪維堂有《摹印秘論》、曹贊梅有《肖石印存》、程德馨有《十友齋印賞》、程鴻漸有《印苑》、葉熙錕有《學劍庵印存》，休寧朱霞有《月潭勝景印志》、胡之光有《桐岡草堂印稿》，黟縣胡宗?有《松舫居士印譜》、汪聯松有《璞齋印譜》、孫光祖有《拙軒印譜》、丁云萼有《陰騭文印譜》、胡一貞有《印存》，績溪周懋泰有《松石齋印譜》、胡本琪有《靜虛精舍印譜》、程份有《紅蕉館編年印譜》等，但真正有成就的卻極少極少。這時的徽派已經走入低谷。到了光緒時期，蟄伏中的徽州印人終于又產出一個能夠同趙之琛、錢松、趙之謙、吳讓之等印壇大家相抗衡的篆刻奇才黃士陵，帶動了徽派篆刻的振興。繼之繪畫大師黃賓虹兼及篆刻，為徽派篆刻再添薪火。
2、黃士陵對徽派篆刻的振興

黃士陵（1849 ―1908），字牧甫、穆父，號黟山人、倦游窠主，齋名蝸篆居、延清芬室、舊德鄰屋、古槐鄰屋，黟縣黃村人。其父黃德華精通《說文》，擅長小篆，工詩文，有《竹瑞堂集》行世。黃士陵自幼在父親的教誨下讀書習字，與書藝結下不解之緣，八九歲時即能操刀治印。十四歲父母相繼亡故，加上當時徽州正值太平軍戰亂，迫于生計，與弟厚甫到江西南昌澄秋軒照相館，以寫字、作畫、刻印謀生。江西學政王鳴鑾很賞識他的書藝，到處為他延譽。在南昌期間，他出版了一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印譜》，其弟厚甫為之跋，稱：兄八九歲時，詩禮之暇，旁及篆刻，自鳥跡蟲篆，以及商盤周鼎、秦碑漢碣，無不廣為臨摹。至今積二十年，酷暑嚴寒，未嘗暫廢，其嗜之篤，至于如此。天下事未有嗜之而不工者，其所造亦可想矣。近鐫《心經》一卷，章法典雅，運刀如筆，余不工篆刻，亦能辨之。

這是黃士陵摹擬名家印風的結集，體式較雜，但卻為他帶來了“能印”的名聲。

光緒八年（1882），黃士陵離開南昌到廣州謀求發展。在廣州得到宦游在此的衡陽書畫篆刻名家符子琴的揄揚推介，代訂潤格，很受文人歡迎。

光緒十一年（1885）八月，經薦舉入國子監學習，得到吳大? 、王懿榮、盛昱等名家指授，廣泛涉獵三代秦漢的金石文字，擴大了視野。是年秋九月，他在“光緒乙酉續修鑒志洗拓凡完字及半勒可辨者尚存三百三十余字別有釋國子監祭酒宗室盛昱學錄蔡賡年記”印款中說：“多字印排列不易，停勻便嫌板滯，疏密則見安閑，亞形欄，鐘鼎多如此。”可見此時他已在尋求“印外求印”之路。

黃士陵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也沒有參加科舉考試，卻有機會來到全國最高學府讀書，這對他來說實在是太難得了。這一轉折，不僅改變了他的生活道路，也使他得以在學問、見識與藝術諸方面迅速而全面地提高，其篆刻藝術也得到升華。

光緒十三年（1887），吳大?奉派廣東巡撫，黃士陵應邀再至廣州，寄食吳大?門下，為吳氏輯《十六金符齋印譜》，撰集模拓，皆出其手。后吳大?調湖南巡撫，士陵仍留廣州為著名學者梁鼎芬等鉤摹石經及石鼓文字。又應張之洞邀請，在廣雅書院校書堂擔任編校。

光緒二十八年（1902），應湖廣總督端方的邀請，到武昌協助編輯《?齋吉金錄》和《?齋藏石記》。他在“倦游窠主五十四歲小影”題跋上記載了此次武昌游歷：光緒壬寅，游笈停鄂州，食武昌魚，適逢賢東道主，既無彈鋏之歌，又樂嘉魚之美，處之其年，而貌加豐。影相寄八弟厚甫，厚甫為之圖，距今五年，老病交至，已非故吾矣。爰識之，以證今日之吾。丙午春正月，倦叟黃士陵自識。

黃士陵厭倦了在外游歷生涯，當結束了為端方編書的任務后，葉落歸根，回到黟縣故鄉，筑“舊德鄰屋”安居。

黃士陵第二次到廣州，長住達15年之久。這段時間，是黃士陵個人風格形成時期。他在為吳大?編拓《十六金符齋印存》時，發現不少未經銹蝕的璽印，鑄口如新，?銳挺拔，光潔妍美。由是對浙派那種短刀碎切，故作剝蝕古拙的印風予以批評。他在“季度長年”印跋中指出：“漢印剝蝕，年深使然，西子之顰，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決心走光潔挺勁，動靜自然，方剛樸茂的路子。廣雅書院三代秦漢金石文字以及?齋吉金、藏石文字更使黃士陵拓寬了印外求印的路子，無論在構圖形式、入印文字，還是篆法、刀法，都表現出多方位的探索追求。他取法金文、泉幣、鏡銘、權量、詔版、漢銘、磚文、摩崖、石刻、碑版，融會貫通，大大豐富了其作品的形式和意趣。刀法上以薄刃沖刀為主，多種手法結合，達到隨心所欲的境地，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人稱“黟山派”。他的學生李尹桑曾說：悲庵之學在貞石，黟山之學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漢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①黃士陵在徽派無人和浙派、鄧派均衰竭之際，獨創新路，給晚清篆刻界注入新的血液。

黃士陵長住廣州時，同家鄉的聯系一直沒有中斷，曾數度回徽州老家探訪。其“臣度上言”印邊款記：“牧甫篆刻，時乙未（1895）夏四月，舟次歙東尾灘俟港。”黃賓虹《黟山人黃牧甫印譜敘》也記載：吾宗牧翁家于黟，客游于粵。庚子（1900）北擾，南方震動。余往黟，偕邦人謀守羊棧嶺，牧翁時由粵歸黃山，一見如舊相識，因獲觀其所治印章，不失先正矩撐，拳拳二十余年。①黃士陵回到家鄉時，他的個人風格已臻大成，帶動和影響了當時的徽州印風。休寧人金桂科，字嘯琴，是清末徽州小有名氣的篆刻家，有《小竹里館印存》行世。他對黃士陵的篆刻極為欽服，曾登門向黃士陵請教，晚期治印專習黃士陵光潔挺勁一路。黃士陵曾為其治印“嘯琴”。黟縣范名勝，經商出身，博古通今，精音律，工篆刻。宣統元年（1912）輯鈐《拜石山房印譜》4冊行世，從印譜考察，無論白文、朱文刻的都非常光潔妍美，可以說深得黃士陵神髓。對于家鄉出了黃士陵這樣一位篆刻大師，黟縣人感到非常自豪，與黃士陵同族的黃次功曾說：

族兄穆甫未達時，出其手鐫示某鉅公，曰：“子之印佳矣，能旁涉經史，則所造必有進于此者。”從之，不數年技大精，名大噪，清芬室之印譜卓然名家。②印人黃云?“向所謂仿浙派、鄧派，今皆屏棄不學，法同族延清芬室之遺作。謂喜其勁健，有不屬意勉哉”。 ③在家鄉嫡傳黃士陵篆刻技藝的為其長子廷榮（1878 ―1953），字少牧，號問經，又號黃石、黃山。幼承庭訓，通金石文字及書畫篆刻。光緒二十八年（1902）隨父同往武昌，協助編輯《?齋吉金錄》，擔任繪圖之職，繪拓彝器全形，分陰陽向背，譽者謂藝逼六舟金石僧。民國三年（1914）至民國六年（1917）一度北游燕京，以賣文、字、印為生，故有“幽燕賣字一為傭”的詩句。與當地名士袁寒云、袁歷準、徐森王、何秋江、壽石工、羅復堪等，皆有交往。民國七年（1918）至民國十四年（1925），先后出任江西南城、永豐、南康等縣縣長。30年代中期，供職于南京中國僑務委員會。民國二十四年（1935）輯其父印成《黟山人黃牧甫先生印存》4冊，由西泠印社印行，遂使黃士陵印跡大行于世。晚年因抗戰爆發，避亂回鄉，先后任教于徽州中學和徽州師范學校。60歲后，患目疾，遂不刻印。廷榮治印，一守父法，形神具備，然挺勁遜之。《黟山人黃牧甫先生印存》后附廷榮刻印68方，可見其大概。沈禹鐘《印人雜詠》詠廷榮：

為政風流藝不疏，弓裘繼志未云孤。世人競愛黟山派，轉惜何（雪漁）程（穆倩）守一隅。①

3.黃賓虹的印學成就

黃賓虹（1865 ―1955），原名質，字樸存，又字予向，因故鄉歙縣潭渡村有濱虹亭，故顏其居曰“濱虹草堂”，中年更字濱虹，又作賓虹。出生于浙江金華。黃賓虹是近代著名的山水畫大師，同時也是重要的印學家。其在印學上的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篆刻實踐上的自我追求。黃賓虹篆刻起步很早，他的父親黃定華是清朝的太學生，藏有丁敬、鄧石如的印譜，賓虹見到后非常喜歡，但他父親嫌他年紀小，給他看一下便放回書箱。有一次，他趁父親外出，偷偷地取出印譜，花了一個月時間，臨刻了鄧石如的十數方印。他的父親回來，看到這些臨刻，初時不信，及親眼見他奏刀，方才相信。當時黃賓虹才11歲。光緒二年（1876），隨父返原籍應童子試。后多次往返金華、歙縣兩地。光緒十五年（1889），遷回歙縣潭渡老家定居。在家鄉的這段時間一直奏刀不歇，賓虹從侄歙縣潭渡黃警吾先生保存有他早年在家鄉時篆刻的一方兩面印，兩面均為白文，一面刻“樸塵居土”，一面刻“黃山白岳”。光緒二十六年（1900）同黃士陵相見于黟縣，兩個“一見如舊相識”，互相仰慕。宣統元年（1909），鄧實在《國粹學報》刊登廣告，為黃賓虹代訂《濱虹草堂畫山水例》，有關于治印的條款，“篆刻石印每字大洋三角”。可見黃賓虹是經常治印的。民國初年，周叔?曾托人向黃賓虹代求刻姓名章。南社詩人高吹萬與黃賓虹為好友，曾有《索黃賓虹治印先寄以詩》，有句云：

黃子靜者吾所師，鄭虔三絕人共知。圖成寒隱昔相贈，明窗相對情為移。
旁入摹印尤入妙，媧匾篆刻盤神螭。抱殘守缺萬求賞，落落自挹蓀荃姿。

后來黃賓虹治成“吹萬樓藏書印”為贈。此外，為秦曼青等人也都刻過章。

清末民初黃賓虹治印是有一些名氣的。葉銘《廣印人傳》列有其小傳：“黃質，字賓虹，號樸存，歙縣人。精鑒別，收藏金石書畫甚富，善刻印。”20年代以后，黃賓虹雖不廢篆刻，但以畫名遠播，且年事日高，很少刻印。

黃賓虹刻印，往往不署邊款，自己也沒有自訂過印譜。因此，無法得知其各個時期的篆刻風格。民國十年（1921），他在《與李壺父書》中，曾談到自己對各印家的看法： ①仆于西泠，差喜龍泓，余子圭角太甚，似傷和雅。皖派折心石如，白文為佳。若吾鄉垢道人、巴予籍二公，非特開西泠之祖師，而且闡古?之軼奧，能與陳?齋、王廉生諸子數百年之前具此慧眼。在敝人堅持斯論，未免有齊人稱仲之誚也。

黃賓虹對徽派各家極為看重，不僅認為程邃、巴慰祖是浙派之祖，而且早于陳介祺等數百年就開始以古璽風格入印，非常認同。其實黃賓虹不單單對程邃、巴慰祖看重，對何震的印也是下了摹習之功的，如果把他的“黃山白岳”、“樸塵居士”兩印同何震“柴門深處”、“笑譚間氣吐霓虹”比較，明顯可以見到何震風格的影響，且得之神，無板滯之習，但刀法嫌弱。“黃質賓虹”、“虹廬”兩印帶有明顯的璽印味，風格近巴慰祖，應該是中年時期的作品。“黃山山中人”、“冰上鴻飛館”，氣息古雅，線條遒勁，有其晚年金文聯句筆意，顯示出黃賓虹篆刻實踐上的自我追求。可惜的是黃賓虹畢生致力于繪畫技法上的創新，未能在篆刻上有所突破，自成一家。

二是收集研究和整理輯錄古璽印譜。黃賓虹對古璽的鐘愛，始于對鄉賢汪啟淑的仰慕。汪啟淑收藏有大量的古璽印，黃賓虹居鄉時得知飛鴻堂藏印已歸西溪汪氏，西溪和潭渡相距不遠，于是前往觀賞，使黃賓虹眼界大開。從此以后，賓虹自己也開始收集古璽印。據說有一次年底，他外出收錢回家，路過鄰村鄭村，看見小攤上有一套古印，心里喜歡，就把收來準備過年的錢，統統買了古印。后來到了上海，搜購古璽印更是不遺余力。“他要是聽得某人所得古璽，或是某地新出土的古璽，則必多方設法去鑒賞，找拓本，從事精審，以考訂識別。要是有人能夠價讓，他即用相當的價值購入，做研究的資料。雖然在（上海）寶山路時一度被劫去部分精品，但陸續搜羅，所得的也還不少。”①到20年代初期，黃賓虹收集到的古璽印已達2000余鈕。黃賓虹嗜古璽，收集古璽的目的主要是對古璽文字感興趣，他說：古代文字，賴有彝器以傳，鐘鼎彝器而外，瑞玉金符，封泥節璽，官私印章，子母穿帶之屬，今可確指，亦其一也。②但鐘鼎彝器不便收藏，“古?文字，國邑姓氏爵里各各不同，于釧鼎，不啻千百，且質微易舉，不盈尺之地，可得上古文字無數，易于?藏，余尤珍愛之。”③古璽不僅利于印學，對經史研究亦有益。黃賓虹認為“繆篆官私印資于考史，奇字大小兼以證經”。④為了便于古璽的利用，一生輯錄刊行了大量的集古印譜，主要有：《濱虹藏印》（1907年）、《濱虹集古印存》（1909年）、《濱虹草堂藏古璽印》（1909年）、《濱虹草堂藏古璽印續集》（1910年）、《濱虹集印》（1927年）、《濱虹草堂藏古璽印》二集（1929年）、《濱虹草堂集古璽印譜》（1940年）、《濱虹草堂藏古璽印》（《竹北喉古印存》，1940年）。他先后利用古璽文字研究經史，發表有《龍鳳印談》、《周秦印談》、《釋儺》、《古印文字證》、《釋綏》、《陶璽文字合證》等論文多篇。黃賓虹想利用古璽編一部《六國文字學》專著，民國十九年（1930）《與俞叔淵書》中提到：

丁佛言詩文以為周秦諸子多生于東周，其時通行皆六國文字，可見者漢簡魏《石經》之外，傳世之作一變，涂改多失真，年來古印出土，發現六國文字尤多。暇集古印文，以《說文》部首分其次第，庶或有補于讀古書之助，亦未可知。從事于此有年，作輟不常，時虞間斷，倘乘余閑，此作可蕆事，亦為前人所未為者。其余新知，當不在甲骨下。⑤民國二十八年（1939）《與曹一塵書》又提到：“仆極嗜周秦奇字? ，其文皆六國時所造為多，足補鐘鼎《說文》之缺。”⑥民國三十九年（1948）該稿基本完成，但一直未能出版。1955年黃賓虹逝世后，該手稿交由浙江省博物館保管。該書如能出版，想必對文字學的研究大有裨益。三是追蹤三代的印學審美觀。黃賓虹不僅是一位篆刻家，也是一位印學理論家，一生撰寫發表過50多篇論印的文章。光緒十二年（1886），當時黃賓虹只有23歲就寫下第一篇論印文稿《印述》，后來他將《印述》修改后，以《賓虹羼抹?敘摹印》為題，連載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國粹學報》第三年第七冊三十、三十三期和光緒三十四年第四年第七冊第三十八、三十九期。在這篇長文中，黃賓虹提出了以“合古法”為標準的印學審美觀：國初程穆倩，精深漢法，而能自見筆意，擅名一代。高西唐、黃鳳六、鄭松蓮，得其正傳。桂未谷、黃仲則、楊吉人、鄭基成皆宗尚之，文秀之中，特含蒼勁。浙中丁敬身，魄力沉雄，筆意古質，獨為西泠諸賢之冠。其摹印也，對晶玉，凝神正色，無惰容，無浮氣，瓷逞如之，凡石亦如之。陳曼生，力追秦漢，字字完密，結構必方，特開流派，秘搜冥悟，并駕方舟，則董小池、陳浚儀、趙次閑，恒不多讓。新安巴予籍、胡西甫，時以篆刻名，稍趨工致，而神采煥發，巧麗驚絕，雖董小池諸君，莫不心折。至若專精籀家，得其真態，章法、刀法，動與古會，惟鄧完白時多合作。程蘅衫、吳讓之，皆能景企芳躅，不失步趨；趙?叔運思沉著，古味盎然，流動充滿，非復庸工所能擬議也。

此時黃賓虹心目中的“古法”，乃是漢魏之法。隨著他對古璽研究的深入，自覺不自覺地把“古法”上推到璽印。民國十九年（1930）撰《古印概論》，提出“周秦之間，印多小篆，書法優美，字體明曉，白文自然，深有古趣”。①因此在同一篇文章中以贊賞的口吻寫道：“程邃自號垢道人，朱文仿秦小? ，最為奇古。”在評價民國當代印人李茗柯的印章時，亦以此為標準：“李茗柯君印蛻篆刻，甚有秦意，欽佩之至。” ②這種追蹤三代的印學審美觀是他長期搜集、收藏和研究古璽印的必然結果，不僅影響到他自身的篆刻創作實踐，同樣也影響到他的繪畫。黃苗子曾將趙之謙、吳昌碩、黃賓虹的繪畫用筆比較后認為，如果說趙得力于魏碑、吳得力于石鼓的話，那么黃賓虹則得力于鐘鼎、璽印。黃賓虹的山水畫意境高古，其審美旨趣正是來自于對上古器物和古璽的研究所得。“蒼茫渾樸的三代之氣，竟慢慢滲透進黃賓虹的心中腕上，乃至成為推動其山水畫風發展的因素之一。” ①趙之謙、吳昌碩又將魏碑、石鼓入于篆刻，終成篆刻大家。可惜的是黃賓虹未能將自己對吉金古璽的研究所得，更多地施于篆刻之上，在黃士陵的基礎上再創新高。

① 劉江：《印人軼事》，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第１９頁。

② 韓天衡：《中國印學年表》，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版，第１９頁。

③ 沙孟海：《印學史》，西泠印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１０４頁。

① 該印現藏安徽省博物館。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一百一十六《何長卿古篆印章》；卷一百二十《送何主臣北游四絕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③ 王稚登：《金一甫印譜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祝世祿：《梁千秋印雋序》萬歷鈐印本，黃山市博物館藏。

② 李流芳：《題汪杲叔印譜》，《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一百二十。四絕中第３句“宮墻佳氣……”，前揭已引，此處從略。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一百二十。

② 本稿撰寫之時，曾將文稿送與汪世清先生審閱，他提供了這段何震行跡考，不敢掠美，特予致謝。

① 吳忠：《鴻棲館印選跋》，萬歷四十三年（１６１５）鈐印本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

② 朱多?：《鴻棲館印選后序》，萬歷四十三年（１６１５）鈐印本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

③ 楊士修：《印母》，《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祝世祿：《梁千秋印雋序》。

② 董其昌：《吳亦步印印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韓霖：《朱修能菌閣藏印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陳赤：《忍草堂印選序》，天啟六年（１６２６）鈐印本。上海圖書館藏。

① 朱簡《印經》載：“予初援印，即不喜習俗師尚，嘗從云間陳眉公先生游，得顧、項二氏家藏銅玉，印越楮上真譜四千余方，又于吳門沈從先、趙凡夫，?城李長衡，武林吳仲飛、海上潘士從，華亭施叔顯，青溪曹重父，東粵陳文叔，吾鄉何主臣、丁南羽諸家，得其所集，不下萬余，用是滌心刮目，拓成《印品》一書。”

② 朱簡：《印品》自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參見方云疾：《明清篆刻流派印譜》，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頁。

④ 參見方云疾：《明清篆刻流派印譜》，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２３頁。

⑤ 萬歷《歙志》卷九《文藝?藝能》。

⑥ 鄒迪光：《金一甫印選小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王野：《鴻灑館印選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民國《歙縣志》卷七《人物志?文苑》。

③ 董其昌：《吳亦步印印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程原：《忍草堂印選自敘》。

⑤ 陳赤：《忍草堂印選序》。

⑥ 吳正?：《印可自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吳正?：《印可自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士林》。

③ 吳奇：《書〈印存〉后》。

④ 王守謙：《范氏印品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趙?光：《印品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周亮工：《印人傳?書程孟長印章前》，文瑞樓版。

③ 鄭文卓：《印商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韓天衡：《明代流派印章初考》；見《天衡印譚》，上海書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２頁、第５８頁。

⑤ 蘇宣：《印略自序》。

① 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蘇宣：《印略自序》。

③ 俞思燁：《蘇爾宣先生〈印略〉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朱簡，《印經》，《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⑤ 周亮工：《印人傳》卷三《書汪宗周印章前》。

⑥ 朱簡：《印經》。

① 關于汪關的更名，徐廉《前塵夢影錄》卷下記：“篋中舊藏汪尹子關匯集漢印一冊，皆私印之精者。尹子歙產，家素饒，以好古、好客中落。精于篆刻，挾其技奔走南北。自名卿以至山人墨客，多其制印。因得漢印名沙關，喜與己名同，乃改沙為汪，以自詫于人。”以此，則汪關得印時已名關，而非得印而改名，但據汪關《寶印齋印式》中“汪關”印下自注跋文：“予偶得此印，因更今名，又顏其齋曰寶印齋。”當以自敘為準。

②《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６２頁。

③ 許承堯：《歙事閑譚》卷四《羅小華子孫善摹印》。

① 周亮工：《印人傳》卷二《書江?臣印章前》。

② 見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方技》。

③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四。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四《子部?藝術類存目》。

⑤ 鄭振鐸：《西諦書話》，三聯書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２頁。

① 王志堅：《承清館印譜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朱子語類》卷十一。

① 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遺佚》。

② 周亮工：《印人傳》卷二《書黃濟叔印譜前》。

① 見《歙事閑譚》卷四《羅小華子孫善摹印》；文中所稱“云間顧氏印譜”即顧從德《集古印譜》，“海陽吳氏印譜”當指吳氏樹滋堂據顧氏《集古印譜》重編翻刻的《秦漢印統》，《秦漢印統》銜名題“鄣郡羅王常延年編，新都吳元維伯張校”。

① 黃茨孫：《草心樓讀畫集》，見民國《歙縣志》卷十六《雜記?拾遺》。

②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三《張鏡潭傳》，文瑞樓版。

① 周亮工：《印人傳》卷一《書金一甫印譜前》。

②《嘯虹筆記》，引自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一《泛葉寄?故老雜記》。

③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四《汪桂巖傳》。

④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七《黃塤傳》。

⑤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四《岡東錄》，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版。

⑥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二《橋東錄》。

⑦ 巴慰祖：《四香堂摹印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王國棟：《伊蔚齋印譜題詞》。

② 民國《歙縣志》卷十《方技?書》。

③《嘯虹筆記》載：“（汪炳）甲申以后挈家南還，僑居武林。見朱修齡印譜，即仿之。一捉鐵筆，即能度越其妙”。按：“朱修齡”即“朱修能”，休寧方言“齡”“能”同音。以下引語均見《嘯虹筆記》。轉引自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一《泛葉寄?故老雜記》。

④ 關于程邃的生卒年，郭味蕖《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載其生于萬歷三十年（１６０５），卒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但劉九庵《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作生于萬歷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卒于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并在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七夕”下列出程邃（穆倩）作乘桴釣圖，署款乙丑七夕，時年七十有九。這是程邃自述年齡，當是。又，劉九庵所記與陳鼎《垢區道人傳》所記“卒年八十六”相合，故以此為準。

① 施潤章：《施愚山詩集》卷十七。

① 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遺佚》。

①《拜經齋日記》，稿本現藏杭州市文物考古所。

② 周亮工：《印人傳》卷二《書吳仁趾印章前》。

① 吳嘉紀：《憶昔行贈門人吳?》，見《揚州歷代詩詞》第２冊，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頁。

② 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方技》。

①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三《吳士杰傳》。

② 關于方成培的生年，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明萬歷《重校爾雅翼》三十二卷，后有方城培跋，有云：“而余年已五十矣。”末署“時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桂月，環山方成培仰松父。”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方成培年五十，推其生當為清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③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八《方后巖傳》。

① 馮泌：《東里子論印》，《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魏錫曾：《書賴古堂殘譜后》，《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六《俞廷槐傳》。

④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七《趙丙?傳》。

⑤ 周亮工：《印人傳》卷二《書吳仁趾印章前》。

① 鮑倚云：《伊蔚齋印譜序》，見《伊蔚齋印譜》，清道光二十七年鈐印本，黃山市博物館藏。

②《伊蔚齋印譜?題詞》。

③《伊蔚齋印譜?題詞》。

④ 程芝華：《古蝸篆居印述?凡例》，道光七年鈐印本，上海圖書館藏。

① 程芝華：《古蝸篆居印述?跋》。

② 魏錫曾：《書巴予籍別傳后》，《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沙孟海：《沙?印話》，《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４頁。

④ 關于胡唐的卒年，向無著錄。查汪宗沂撰《程可山先生年譜》，在“同治七年戊辰（１８６８）”年內記：“先生凡作哀挽文字，言必紀實。已亥年挽鮑梓懷郎中聯，附志于此。聯云：去年此日哭城東，今又哭君……”己亥為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城東當指胡唐。由此可知，胡唐當卒于己亥的前一年，即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① 丁敬：《論印絕句十二首》，刊吳騫：《論印絕句》，《美術叢書》本。

① 許容：《說篆》，《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丁敬：《“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印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丁敬：《“古歙汪氏嘯雪堂主人珍藏夏、商、周金石文字，秦、漢官私印信，唐、宋、元、明人諸章，歷代名人書畫尺牘之鈐記”印跋》，《“吉金樂石”印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汪啟淑：《續印人傳》卷二《丁敬傳》。

③ 楊沂孫：《完白山人印譜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 見包世臣：《鄧石如刻“雷輪”、“子輿”、“古歡”、“守素軒”、“燕翼堂”五面印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黃士陵：《“化筆墨為煙云”印跋》，《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② 吳讓之：《趙?叔印譜序》，《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 魏錫曾：《吳讓之印譜跋》。

④ 趙之謙：《書揚州吳讓之印稿》，《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版。

① 見易忠?：《黟山人黃牧甫先生印存題記》，民國二十四年（１９３５）西泠印社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