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畫家潘玉良作品賞析(2)

　　她的另―部作品《屠殺》在對戰爭的表述上又和畢加索的名作《格尼爾》有著相同的觀點和切入角度。畫畫里沒有槍炮、飛機、炸彈、坦克，看到的只是仰天狂叫的求救者，奔逃的人群、血泊中嬰兒肢解的尸體……它聚集了痛苦、絕望、恐怖、殘暴的全部意義。在她的靜物畫里，盛開與凋謝的花朵是其經常刻意描繪的題材，這里明顯有著象征主義的痕跡。在《月季與撲克》里，一瓶即將凋謝的月季花下擺著一幅撲克，花的凋謝是潘玉良對生命過程的詮釋，而吉普賽人算命用的撲克牌則表露了一種命運莫測的宿命思想。或許是久居異鄉的緣故，潘的這種宿命思想在晚年更為明顯。在其1959年所作的彩墨作品，《玩撲克的女人》中，那個著裝素雅、面色沉靜的玩牌女人不就是潘玉良在為自己占卜著未來嗎？整幅畫里流露出潘玉良對晚年仍客居異鄉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惆悵。

　　1940年前后，潘玉良逐漸在借鑒融合西方文化的過程中，更多地運用了中國傳統的線描手法。線描時中國傳統繪畫的造型基礎，有著很強的表現力。潘玉良熟練地掌握了這一技法。并把它融入西畫中，豐富了西畫的造型語言。在1941年的《女人與貓、躺著女人體》以及1942年的《戴帽子的婦女》中潘玉良嫻熟地運用線描的粗細、輕重、虛實、頓挫，筆簡意深，形象準確，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人體的姿態，耐人尋味。

　　1942年后，潘玉良開始嘗試用毛筆和墨彩在宣紙上作畫，由于國外獲取宣紙不易，所以也用毛邊紙和桑皮紙。50年代后，潘玉良的藝術風格漸趨成熟，從技巧上看已經沒有向新的西方潮流探索的痕跡，而代之以穩定的個人風格。她這一時期的大量彩墨畫，一反文人畫的淡雅，而具有獨立的審美意義。她充分發揮油畫背景烘染和后印象派的點彩手法，同時又吸收了中國民間藝術的質樸、渾厚、沉靜的氣韻，融成了一幅幅令人稱道的珍品。在《觀貓女人體》（1960年），《披花巾女人體》（1960年）和《女人體》（1963年）中，潘玉良先用細膩流暢的線條勾勒出典雅素靜的女裸體，然后用淡彩點染出人體的結構和質感，背景部分運用點彩和交錯的短線來制造層次，成功地將中國的筆墨精神和西畫的實體質感巧妙地融入她的彩墨畫中，呈現出既秀美靈逸又堅實飽滿的極富獨創性和個性化的審美情趣。

　　潘晚年的油畫作品亦是如此。她五十年代中后期創作了一批以中國民間婦女活動為題材的油畫作品，如《雙人袖舞》（1955年）《雙人扇舞》（1955年）等，乍看起來有馬蒂斯的大塊純色運用的特點，然而在紛繁的西畫色彩中又融入了國畫的線條勾勒，蘊藏著中國藝術的意境、韻律、詩情。構圖人膽而夸張，畫面奔放而深沉，色彩絢爛而寧靜，有著強烈的律動感，給人以美的享受。

　　縱觀潘玉良的藝術生涯，可以明顯看出她的繪畫藝術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斷碰撞、融合中萌生發展的。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從古人而忘我之”的藝術主張。對此，法國東方美術研究家葉賽夫先生作了很準確的評價：“她的作品融中西畫之長，又賦于自己的個性色彩。她的素描具又中國書法的筆致，以生動的線條來形容實體的柔和與自在，這是潘夫人的風格。……她的油畫含有中國水墨畫技法，用清雅的色凋點染畫面，色彩的深淺疏密與線條相互依存，很自然地顯露出遠近、明暗、虛實，色韻生動……她用中國的書法和筆法來描繪萬物，對現代藝術已作出了豐富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