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時期社會與建筑設計(3)

明初，徐達占領元大都后，為了便于防守，將城北縱深約2.8公里較冷僻的城區舍棄于城外，另筑了一道北城墻，使城市面積縮小約百分之四十。在以后的半個世紀里，這里是一座地方性政治、軍事中心城市——北平府。永樂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決定把首都從南京遷至北京，為了仿照南京皇宮的形制在宮前布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將南城墻向南移了約0.8公里。到明代中葉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北方蒙古部族的軍事進犯威脅到北京城的安全，又仿照南京城的辦法，在城外加筑一道外郭城以加強城防。但限于當時財力，這道外郭城墻只修筑了南面8公里就從東西兩端折而向北和舊城城墻相接，使整個城市形成一個“凸”字形輪廓。這個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末。

從以上北京城墻三次向南移動中可以看到城市在逐步向南發展。造成這種趨向的原因是，城市對外交通以及居民的結集地，商肆、旅邸櫛比鱗次，人口異常稠密，加上通向南方的陸路交通，以及通惠河漕運重新開通后碼頭也匯集在前三門外，使這一帶格外繁華。為此，永樂十八年和嘉靖三十二年兩次向南擴城，把原來城外最熱鬧的居民區圍入城中，同時也把最重要的禮制建筑天壇、山川壇等一并圍入。

描繪明北京繁榮的《皇都積勝圖》長卷畫（局部）

經過明初到明中葉的幾次大規模修建，比起元大都來，北京城顯得更加宏偉、壯麗。首先，城墻已全部用磚貼砌，一改元代土城墻受雨水沖刷后的破敗景象；其次，城濠也用磚石砌了駁岸，城門外加筑了月城，舊城九座城門都建有城樓和箭樓，城門外有石橋橫跨于城濠上（明初是木橋，1436～1445年全部改為石橋），橋前各有牌坊一座；再者，城的四隅都建了角樓，又把鐘樓移到了全城的中軸線上，從永定門經正陽門、大明門、紫禁城、萬歲山到鼓樓、鐘樓這條軸線長達8公里，軸線上的層層門殿，軸線兩側左右對稱布置的壇廟、官衙、城闕，使這條貫串全城的軸線顯得格外強烈、突出。但是，這種城市布局卻給市民帶來了不便。在明代，從大明門到地安門長達3.5公里的南北軸線被皇城所占有，一般人是不準穿越的，因此造成了東城與西城之間交通的不便，在古代運輸工具不發達的情況下，問題尤為嚴重。

明代陵墓

明代陵墓制度的最大變化在于將唐宋兩代的上宮、下宮制取消，即取消皇帝死后在陵區設置寢宮（即下宮）由皇帝生前的宮人守陵的制度，只保留陵墓中具有的祭祀功能的部分，這無疑是一個進步。同時，明代陵墓又簡化了唐宋方形陵體四向辟門立闕、四隅設角樓的布局，改用圓形陵體，單向出門，又無高大闕臺的簡潔而緊湊的布局。

當然，完成這個改革也是有過程的。在朱元璋為其父母建造陵墓“皇陵”時（1367～1375年），還明顯地受到宋陵的影響，采用了長方形平面的截錐體冢丘，四面出門，但已無下宮。值得注意的是，“明樓”之名已見于明末所繪的皇陵圖上。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為其祖父建陵墓于今江蘇泗洪縣境內，其布局和鳳陽皇陵相同，也是四出陵門而無下宮。通過這二陵的興建，取消下宮似已成定格。

除了上述二陵外，明代還有南京明太祖的孝陵、北京昌平的十三陵、北京西山的景泰帝陵、湖北鐘祥的顯陵。

壇廟建筑

祭壇和祠廟都是祭禮神靈的場所。臺而不屋為壇，設屋而祭為廟。壇廟建筑的歷史遠比宗教建筑久長，中國在內蒙古、遼寧、浙江等地發現的一批最早的祭壇和神廟，距今約有五六千年。隨著社會的發展，這類建筑逐步脫離原始宗教信仰的范疇而變為一種有明顯政治作用的設施。于是，壇廟建筑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地位，在都城建設和府縣建設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工程項目。

元朝統治者按蒙古舊俗祭祀神，對中國傳統的壇廟不太重視。明朝則是修復舊禮、興建壇廟的鼎盛期。《明史·禮制》中載入祀典的壇廟有數十種，修建南京、北京時，都把太廟、社稷壇、天壇等列為與宮室、城池同等重要而一并興建。府縣列為通祀的壇廟有山川壇、社稷壇、厲壇、城隍廟、孔廟等多種。各地還根據地方特點修建種種神廟，如蘇州一帶有吳地早期開拓者之廟“泰伯廟”，有助吳王興國的功臣伍子胥之廟，沿海各地有海上保護女神天妃（媽祖）之廟，等等。其他如東岳廟、關帝廟、八蠟廟、文昌祠、龍王廟、水神廟等都是任意起造，只要不是有礙封建秩序的“淫祠”，官府就不加制止。一些邊疆衛所城內還有與戰爭有關的神祠供祭拜，以便使軍民得到精神寄托。至于官員及其后裔所建家廟，則更是遍布全國。

元明時期的壇廟就其祭祀對象而言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自然神，包括天上諸神如天帝、日月星辰、風云雷雨之神，以及地上諸神，如皇地、社稷、先農、岳鎮、海瀆、城隍、土地、八蠟等；另一類是鬼神，即人死之后的神靈，包括祖先和歷代圣賢、英雄人物等。
 

河北曲陽的北岳廟